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应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成功实现提供了一个典范性案例。
第一，瓦窑堡会议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成功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瓦窑堡会议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的重要会议载入史册，而科学认识时代主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退让下，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日寇逐步扩大侵略。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加到中华民族头上，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九•一八”事变后，以东北义勇军和学生的请愿运动为代表，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救亡热潮。但因为缺乏正确的积极的强有力领导，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支持乃至压迫下有了一段时间的低落。在华北事变的刺激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提出了抗日的要求，他们的抗日行为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如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建以及长城抗战。1935年秋，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被调至西北“剿共”后，在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广大东北军将士抗日愿望的影响下，加上个人背负的“国仇家恨”和爱国主义精神，张学良思想开始由过去的拥蒋“剿共”向联共抗日转变。 西北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也早有抗日的思想。
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11月12日到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19日，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讲，在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又言，“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说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即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在行动上，自五全大会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就逐渐强硬了起来。自1935年11月下旬起，中国外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中国政府的政策逐渐强硬，曾提出过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要求。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向抗日的方向转变，对全国抗日热潮的高涨显然有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也突出了团结抗日以救民族危亡的要求。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各界爱国人士宣传《八一宣言》的抗日主张，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当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八一宣言》刚制定，“方振武秘密来莫京，代表团派我与之见面，出示《八一宣言》，大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 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法国《救国报》第10期发表后，紧接着传到国内。不少党派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讨论《八一宣言》，确定以后的工作。该党发表声明，指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实行抗日，而要实行抗战，就必须联共，要联共就必须组织起来，以便同共产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反日阵线”。 杨虎城在读了《八一宣言》后也表示：“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
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也作出了回答：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但偏向于反抗；地主买办阶级中，“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这就推动了中国的时局向着团结抗日，有利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
瓦窑堡会议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方向，为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创造了前提。
第二，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成功实现的表现。
瓦窑堡会议紧紧抓住了团结抗日这个时代主题，决议“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首先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 在策略上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政治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抢，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要反对关门主义。会议政治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 总之就是不懂得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毛泽东也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瓦窑堡会议还阐述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认为这是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应该以自己积极的澈（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澈（彻）底的胜利”。 毛泽东在报告中也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在党建理论上突出了党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由此引申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这样就突出说明了党既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而奋斗。这正突出了民族解放战争时代要求的反映。
瓦窑堡会议，全面高举全民族团结、民族解放的旗帜，制定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适应了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要求，生动地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上已趋于成熟。
第三，瓦窑堡会议在实践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科学预见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结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实现党的领导方面的重要地位。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领导、预见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
领导、预见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时代主题和时代要求，并适应这种要求。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能力的检验。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交出的一份出色的答卷。正是出色的领导能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结出的硕果。
瓦窑堡会议，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主题，自觉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为我们党从容应对新形势的变化，组织全国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并争取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它检验了我们党的领导能力，使党成为抗日的先锋，民族的核心，民族的领袖。这些成功，与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分不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典范。
毛泽东评价陕北根据地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即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子长县瓦窑堡就是这两点的连接处，在革命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瓦窑堡会议与统一战线征文2012年度优秀奖）
第一，瓦窑堡会议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成功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瓦窑堡会议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的重要会议载入史册，而科学认识时代主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退让下，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日寇逐步扩大侵略。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加到中华民族头上，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九•一八”事变后，以东北义勇军和学生的请愿运动为代表，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救亡热潮。但因为缺乏正确的积极的强有力领导，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支持乃至压迫下有了一段时间的低落。在华北事变的刺激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提出了抗日的要求，他们的抗日行为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如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建以及长城抗战。1935年秋，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被调至西北“剿共”后，在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广大东北军将士抗日愿望的影响下，加上个人背负的“国仇家恨”和爱国主义精神，张学良思想开始由过去的拥蒋“剿共”向联共抗日转变。 西北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也早有抗日的思想。
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11月12日到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19日，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讲，在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又言，“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说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即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在行动上，自五全大会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就逐渐强硬了起来。自1935年11月下旬起，中国外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中国政府的政策逐渐强硬，曾提出过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要求。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向抗日的方向转变，对全国抗日热潮的高涨显然有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也突出了团结抗日以救民族危亡的要求。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各界爱国人士宣传《八一宣言》的抗日主张，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当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八一宣言》刚制定，“方振武秘密来莫京，代表团派我与之见面，出示《八一宣言》，大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 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法国《救国报》第10期发表后，紧接着传到国内。不少党派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讨论《八一宣言》，确定以后的工作。该党发表声明，指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实行抗日，而要实行抗战，就必须联共，要联共就必须组织起来，以便同共产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反日阵线”。 杨虎城在读了《八一宣言》后也表示：“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
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也作出了回答：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但偏向于反抗；地主买办阶级中，“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这就推动了中国的时局向着团结抗日，有利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
瓦窑堡会议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方向，为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创造了前提。
第二，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成功实现的表现。
瓦窑堡会议紧紧抓住了团结抗日这个时代主题，决议“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首先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 在策略上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政治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抢，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要反对关门主义。会议政治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 总之就是不懂得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毛泽东也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瓦窑堡会议还阐述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认为这是取得民族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应该以自己积极的澈（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澈（彻）底的胜利”。 毛泽东在报告中也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在党建理论上突出了党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由此引申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这样就突出说明了党既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而奋斗。这正突出了民族解放战争时代要求的反映。
瓦窑堡会议，全面高举全民族团结、民族解放的旗帜，制定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适应了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要求，生动地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上已趋于成熟。
第三，瓦窑堡会议在实践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科学预见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结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实现党的领导方面的重要地位。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领导、预见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
领导、预见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时代主题和时代要求，并适应这种要求。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能力的检验。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交出的一份出色的答卷。正是出色的领导能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结出的硕果。
瓦窑堡会议，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主题，自觉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为我们党从容应对新形势的变化，组织全国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并争取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它检验了我们党的领导能力，使党成为抗日的先锋，民族的核心，民族的领袖。这些成功，与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分不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典范。
毛泽东评价陕北根据地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即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子长县瓦窑堡就是这两点的连接处，在革命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瓦窑堡会议与统一战线征文2012年度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