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会很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给那些年人们听书时的狂热劲儿寻求一个由头的话，究竟该用怎样的词语来准确地表达呢？
想想，的确很难，至少以我现在的水平、现在这样相对稚拙的笔法是铁定做不到了。况且生活体验因人而异，每个人都在自己所设想的轨道上行进着，求全责备，我哪有那么大的神通！
那个时候，想听书就总有理由：三、四月间各个乡村的庙会，剧团请不来，就请书匠；某家曾因某事在神佛面前祈求赐福而遂愿，趁这几天有空，请书匠来说一场书，还了这个口愿；有游走四方的说书先生，以各种理由挽留在家里，说两场书，图个红火热闹……总之，只要想听书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过，说书的地点不同，那气场也就不一样，比方说吧，庙会说书的场面就宏大，有三弦有二胡，有梅笛有扬琴，说书人打着“四片瓦”，说唱兼表演，自然生动，红火有趣，若在家里那就要促狭得多，只是一个人，自弹自说，仅限于说书本身，排场自然无法与戏台上相比。但不管怎么说，于庄户人而言，那都是一个值得回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每天总喜欢坐在硷畔的老梨树下，隔着小河的对岸便是通村大路，间或有人走过，奶奶就会高声大气地和人家打招呼，呱呱的笑声扑棱成满沟乱飞的鸽子，很是爽朗。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不少的武侠小说，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若放在古代，奶奶定然会成为一代女侠。她总能毫无私心地对待每一个人，甚至在我们将那个三天来家乞讨过三次、四肢健全的家伙赶走的时候，奶奶好长时间都耿耿于怀，她坚信那人是个乞丐，即便不是真的乞丐，至少也是个“落难公子”，因为乞丐并不是什么体面的营生，没有谁会为了那么点的蝇头小利而甘愿自轻自贱的。并且还说了一大通什么赊饭放粮是积阴德的事，至于乞丐是真是假不是咱考虑的问题云云。
扯远了。
每每有说书人路过时，奶奶总要挽留人家住一宿，晚上好好招待一番。爷爷较之于奶奶要仔细很多，他一贯反对奶奶的作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认为奶奶的仗义疏财就是不会过光景的表现，并因此而经常吵闹不休。可是，唯独对于书匠，爷爷总是任由奶奶如何招待而不吭一声，甚至还表现出欢喜无限的神色。
——要知道，爷爷就是个铁杆书迷。
天黑尽之后，村里闻讯来听书的人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奶奶家，奶奶照例会炒一大笸箩的葵花籽，炕上坐满了就坐在地下，窑里无处落脚就趷蹴在门外的窗台下，只要不影响书匠的动作就成。记忆当中，书匠永远都是那么地牛皮哄哄，总是在人们再三的请求下才会慢悠悠地下炕、操持三弦，然后丁丁咚咚地起调、过门。说书前要有书帽，开场的诗文也要有，接下来才是“打一个小段后开正本”，无非是“用浅近文言讲说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相当于“皆是博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的演说公案。
庄户人家实诚，信服的是凭本事吃饭的人。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书匠已不仅仅局限于只是瞎子们谋生的手段，一些心明眼亮、手脚健全的小伙子也都看准了这个行当，学起了书匠。那时候，当书匠是一个很荣光的事情，到哪个村都是迎来送往的，既轻松又体面。说书的后生腹藏锦绣，舌灿莲花，惹得那些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们春思萌动，脸热心跳。于是，时不时就有“某某家的女子被书匠挂跑了”之类的传言，自然，仅仅只是谈论一个事实，从他们的语气里，听不出一丁点儿愤怒或菲薄的意思，后来，果不其然，传言得到了印证，“某某家”俊俏的女子在亲戚六人们的一片祝福声中，真就热热闹闹地嫁给了一个书匠。
一年三百六十日，不见得天天都有书匠来，但人们的娱乐总还是需要的。于是，录音机开始流行了起来。我最早是在大姑父那儿见到这玩意儿，一个模样周正的四方形的黑色匣子，中间是磁带盒，两边有两个喇叭，上面有提梁。大姑父将其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就是连摸一摸都不行。他总喜欢提着那个机子前后沟里走，很是招摇。人们一听见那丁丁咚咚的三弦声，就说：“听，鱼（姑父的小名儿）又来了”。然而大家都跑出门，看他神气地上了二奶奶家的硷畔，小孩子们心慌难耐，赶紧回来，紧扒几口饭，飞也似地跑了出去，任大人怎样厉声喝骂也不回头。
当时家乡还没有通上电，录音机都用干电池，挺费电的。庄户人家的日子普遍苦焦，日常开支尚且都要精打细算，除非在神佛面前许有口愿而又及时请不到书匠的情况下，只好用录音机播放说书带子作一时权宜之外，其他时候是决计不会轻易地奢侈一把，花所谓的冤枉钱来买那仅有半日的耳福。后来通了电，奶奶家也买了录音机，从此便不再纠结于到底买不买干电池而劳心费神，然而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至，那便是书源了。
爷爷奶奶喜欢听书，然而家里就那么几盒磁带，翻来覆去的，即便好听，时间长了也会生厌。于是就到别家去借，父母虽然对我拘管得紧，不准随便乱跑，但给爷爷奶奶借磁带却是不管的，而我也乐得这样做，因为我也喜欢听书，并可以居此功而自傲，在奶奶家蹭瓜子吃的时候就会比别人更加地理直气壮。
书匠虽然多，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只认准张俊功老先生，别的都不听，说那时的人不懂得追星是一种误解，人们对张俊功老先生的那种狂热劲儿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现在小青年对港台明星们的喜爱程度，那时候音像市场上最火的就是老先生的说书磁带。虽然说那时市场上也有别的书匠的磁带在卖，我就见过一盒贺治财的书带。可那时的人们欣赏水平已经上去了，一般人的都不爱听，就认准了张俊功。以至于再有说书人来的时候，人们都不怎么待见了——有那在院里吹凉风的功夫，还不如窝在炕头听张俊功的磁带呢。
《花柳记》听过了，《玉匣记》听过了，《李怀玉投亲》听过了，《五女兴唐传》也听过了，而且不止一遍，有的甚至都能完整地背下来，可还是愿意听，还是如初听时那般着迷。不过，打听到哪儿有新书，还是会想方设法弄来听一听的。
记得有一次，我听说邻村康家河有人有新的说书磁带，那时候天已经麻麻黑，月亮细细瘦瘦的，压根儿就照不出多大的光亮。好在是夏天，有河的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不拘于非要走列石才能过河。一路紧走，越走越怕，可还是抵不过那听书的诱惑。路边的草丛发出各种声响，在我的背后发出各种变调，总感觉到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紧随着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这时候，我脑子里便满是听来的那些鬼故事了。等到我借到磁带返回来，天已经黑尽了，家里人正四处找我呢，当我黑水汗脸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父亲愤怒得几乎要扑过来将我撕剥着吃了，还是奶奶及时拦下了他。然而下次打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后，依旧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借来听。
对听书的那份痴迷，现在想起来，仍然会为自己当初的那份执着而感动。甚至于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书匠，这个理想清晰而又明确，不为别的，就是要做一个能与张俊功大师比肩的说书人。为此，我曾偷偷地做过一个三弦、一个二胡——用猪尿脬将一个废弃的铁盒蒙面，插上一个长木条子，上面绷好几根丝线，就是个三弦的模样。二胡也是如此，只不过为了尽量地形似，将铁盒换成了一个洋铁桶。只是那缚有马尾的弓子是决计捣鼓不出来了，只好将细铁丝绑在柳条棍子上，好歹有了个二胡的模样。“四片瓦”倒是有，只是全然忘记当时是怎样弄出来的。
这些东西让奶奶很是骄傲了一阵子，她觉得我心灵手巧，以后将注定不凡。然而我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实在不争气，三弦尚可，还能拨拉出有如放屁一般噗噗噗的声响，那二胡实在不济，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一连拉断了两根儿弦，楞是没拉出一点声音，连蚊子似的哼哼声都没有，让我感觉到摆在那儿就是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笑话。一气之下，便将他扔在了奶奶家的灶火圪崂里。而专心于打我的“四片瓦”了，不过，终究还行，没有让奶奶失望，我在连续打了近半个月之后，终于打出了类似于啄木鸟凿树时的那种短而急促的“嗒嗒嗒嗒”的声音，只是极短，就这，已经让我很是高兴，因为从打不出到打得出，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于打得时间长短，那就得需要时间了。
最终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书匠，就在那一年，我上了初三，学业开始紧张起来，加之读了不少的书，思想也变得更加深邃、高远。就在那一年，我的理想开始有了新变化，梦想着要做一名作家，把自己的想法，把大陕北的诉求，通过我的声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陕北，了解这一方积淀着千年文化底蕴的热土。这一理想随着我年龄的渐长而愈发地明确、坚定，尽管我知道，自己走得并不轻松，尽管我明白，自己的努力未必就一定有所回报，但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再止步或回头的理由，只有向前、再向前，善始，并力求做到善终。
想想，的确很难，至少以我现在的水平、现在这样相对稚拙的笔法是铁定做不到了。况且生活体验因人而异，每个人都在自己所设想的轨道上行进着，求全责备，我哪有那么大的神通！
那个时候，想听书就总有理由：三、四月间各个乡村的庙会，剧团请不来，就请书匠；某家曾因某事在神佛面前祈求赐福而遂愿，趁这几天有空，请书匠来说一场书，还了这个口愿；有游走四方的说书先生，以各种理由挽留在家里，说两场书，图个红火热闹……总之，只要想听书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过，说书的地点不同，那气场也就不一样，比方说吧，庙会说书的场面就宏大，有三弦有二胡，有梅笛有扬琴，说书人打着“四片瓦”，说唱兼表演，自然生动，红火有趣，若在家里那就要促狭得多，只是一个人，自弹自说，仅限于说书本身，排场自然无法与戏台上相比。但不管怎么说，于庄户人而言，那都是一个值得回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每天总喜欢坐在硷畔的老梨树下，隔着小河的对岸便是通村大路，间或有人走过，奶奶就会高声大气地和人家打招呼，呱呱的笑声扑棱成满沟乱飞的鸽子，很是爽朗。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不少的武侠小说，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若放在古代，奶奶定然会成为一代女侠。她总能毫无私心地对待每一个人，甚至在我们将那个三天来家乞讨过三次、四肢健全的家伙赶走的时候，奶奶好长时间都耿耿于怀，她坚信那人是个乞丐，即便不是真的乞丐，至少也是个“落难公子”，因为乞丐并不是什么体面的营生，没有谁会为了那么点的蝇头小利而甘愿自轻自贱的。并且还说了一大通什么赊饭放粮是积阴德的事，至于乞丐是真是假不是咱考虑的问题云云。
扯远了。
每每有说书人路过时，奶奶总要挽留人家住一宿，晚上好好招待一番。爷爷较之于奶奶要仔细很多，他一贯反对奶奶的作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认为奶奶的仗义疏财就是不会过光景的表现，并因此而经常吵闹不休。可是，唯独对于书匠，爷爷总是任由奶奶如何招待而不吭一声，甚至还表现出欢喜无限的神色。
——要知道，爷爷就是个铁杆书迷。
天黑尽之后，村里闻讯来听书的人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奶奶家，奶奶照例会炒一大笸箩的葵花籽，炕上坐满了就坐在地下，窑里无处落脚就趷蹴在门外的窗台下，只要不影响书匠的动作就成。记忆当中，书匠永远都是那么地牛皮哄哄，总是在人们再三的请求下才会慢悠悠地下炕、操持三弦，然后丁丁咚咚地起调、过门。说书前要有书帽，开场的诗文也要有，接下来才是“打一个小段后开正本”，无非是“用浅近文言讲说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相当于“皆是博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的演说公案。
庄户人家实诚，信服的是凭本事吃饭的人。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书匠已不仅仅局限于只是瞎子们谋生的手段，一些心明眼亮、手脚健全的小伙子也都看准了这个行当，学起了书匠。那时候，当书匠是一个很荣光的事情，到哪个村都是迎来送往的，既轻松又体面。说书的后生腹藏锦绣，舌灿莲花，惹得那些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们春思萌动，脸热心跳。于是，时不时就有“某某家的女子被书匠挂跑了”之类的传言，自然，仅仅只是谈论一个事实，从他们的语气里，听不出一丁点儿愤怒或菲薄的意思，后来，果不其然，传言得到了印证，“某某家”俊俏的女子在亲戚六人们的一片祝福声中，真就热热闹闹地嫁给了一个书匠。
一年三百六十日，不见得天天都有书匠来，但人们的娱乐总还是需要的。于是，录音机开始流行了起来。我最早是在大姑父那儿见到这玩意儿，一个模样周正的四方形的黑色匣子，中间是磁带盒，两边有两个喇叭，上面有提梁。大姑父将其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就是连摸一摸都不行。他总喜欢提着那个机子前后沟里走，很是招摇。人们一听见那丁丁咚咚的三弦声，就说：“听，鱼（姑父的小名儿）又来了”。然而大家都跑出门，看他神气地上了二奶奶家的硷畔，小孩子们心慌难耐，赶紧回来，紧扒几口饭，飞也似地跑了出去，任大人怎样厉声喝骂也不回头。
当时家乡还没有通上电，录音机都用干电池，挺费电的。庄户人家的日子普遍苦焦，日常开支尚且都要精打细算，除非在神佛面前许有口愿而又及时请不到书匠的情况下，只好用录音机播放说书带子作一时权宜之外，其他时候是决计不会轻易地奢侈一把，花所谓的冤枉钱来买那仅有半日的耳福。后来通了电，奶奶家也买了录音机，从此便不再纠结于到底买不买干电池而劳心费神，然而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至，那便是书源了。
爷爷奶奶喜欢听书，然而家里就那么几盒磁带，翻来覆去的，即便好听，时间长了也会生厌。于是就到别家去借，父母虽然对我拘管得紧，不准随便乱跑，但给爷爷奶奶借磁带却是不管的，而我也乐得这样做，因为我也喜欢听书，并可以居此功而自傲，在奶奶家蹭瓜子吃的时候就会比别人更加地理直气壮。
书匠虽然多，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只认准张俊功老先生，别的都不听，说那时的人不懂得追星是一种误解，人们对张俊功老先生的那种狂热劲儿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现在小青年对港台明星们的喜爱程度，那时候音像市场上最火的就是老先生的说书磁带。虽然说那时市场上也有别的书匠的磁带在卖，我就见过一盒贺治财的书带。可那时的人们欣赏水平已经上去了，一般人的都不爱听，就认准了张俊功。以至于再有说书人来的时候，人们都不怎么待见了——有那在院里吹凉风的功夫，还不如窝在炕头听张俊功的磁带呢。
《花柳记》听过了，《玉匣记》听过了，《李怀玉投亲》听过了，《五女兴唐传》也听过了，而且不止一遍，有的甚至都能完整地背下来，可还是愿意听，还是如初听时那般着迷。不过，打听到哪儿有新书，还是会想方设法弄来听一听的。
记得有一次，我听说邻村康家河有人有新的说书磁带，那时候天已经麻麻黑，月亮细细瘦瘦的，压根儿就照不出多大的光亮。好在是夏天，有河的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不拘于非要走列石才能过河。一路紧走，越走越怕，可还是抵不过那听书的诱惑。路边的草丛发出各种声响，在我的背后发出各种变调，总感觉到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紧随着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这时候，我脑子里便满是听来的那些鬼故事了。等到我借到磁带返回来，天已经黑尽了，家里人正四处找我呢，当我黑水汗脸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父亲愤怒得几乎要扑过来将我撕剥着吃了，还是奶奶及时拦下了他。然而下次打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后，依旧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借来听。
对听书的那份痴迷，现在想起来，仍然会为自己当初的那份执着而感动。甚至于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书匠，这个理想清晰而又明确，不为别的，就是要做一个能与张俊功大师比肩的说书人。为此，我曾偷偷地做过一个三弦、一个二胡——用猪尿脬将一个废弃的铁盒蒙面，插上一个长木条子，上面绷好几根丝线，就是个三弦的模样。二胡也是如此，只不过为了尽量地形似，将铁盒换成了一个洋铁桶。只是那缚有马尾的弓子是决计捣鼓不出来了，只好将细铁丝绑在柳条棍子上，好歹有了个二胡的模样。“四片瓦”倒是有，只是全然忘记当时是怎样弄出来的。
这些东西让奶奶很是骄傲了一阵子，她觉得我心灵手巧，以后将注定不凡。然而我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实在不争气，三弦尚可，还能拨拉出有如放屁一般噗噗噗的声响，那二胡实在不济，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一连拉断了两根儿弦，楞是没拉出一点声音，连蚊子似的哼哼声都没有，让我感觉到摆在那儿就是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笑话。一气之下，便将他扔在了奶奶家的灶火圪崂里。而专心于打我的“四片瓦”了，不过，终究还行，没有让奶奶失望，我在连续打了近半个月之后，终于打出了类似于啄木鸟凿树时的那种短而急促的“嗒嗒嗒嗒”的声音，只是极短，就这，已经让我很是高兴，因为从打不出到打得出，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于打得时间长短，那就得需要时间了。
最终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书匠，就在那一年，我上了初三，学业开始紧张起来，加之读了不少的书，思想也变得更加深邃、高远。就在那一年，我的理想开始有了新变化，梦想着要做一名作家，把自己的想法，把大陕北的诉求，通过我的声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陕北，了解这一方积淀着千年文化底蕴的热土。这一理想随着我年龄的渐长而愈发地明确、坚定，尽管我知道，自己走得并不轻松，尽管我明白，自己的努力未必就一定有所回报，但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再止步或回头的理由，只有向前、再向前，善始，并力求做到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