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起三弦我定准音，把各位同志一声请……”近日，笔者来到稍木则沟村一院落里，见到了正在声情并茂表演的说书艺人贺四。提起贺四，在子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993年，在全市第二届曲艺调演中，年轻的贺四在百余位艺人的竞赛中名列第二;2001年8月，安塞县文化局举办各乡镇曲艺调演，贺四的表演小组荣获第一;2007年，他被评为世纪风采人物。他自编自演的《贺四逛子长》《生命的奇迹》等剧本，获得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贺四原名叫“贺连善”，因他从小“丢丑”丢得好(丢丑，指陕北道情戏里的丑角表演)，在弟兄辈里又排行第四，老百姓便亲切地称呼他“贺四”。贺四说书，至今操着浓重的横山口音，他的老家原本在横山县双城乡岗城村。因家境贫困，贺四的爷爷便举家而逃荒到延安一带的蟠龙寺沟，谁想立脚未定，一月之间死了两口人，不得已又搬迁到贺四的大姑所在的柏山寺。
柏山寺是驰名陕北的道情窝子。这里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于是贺四的父亲贺锡财便成了小有名气的旦角，逢到庙会唱大戏，他是装女人的角色，遇有红白喜事，他又成了唢呐班子里的吹手，如此惨淡经营，聊以养家糊口。1967年，贺四出生，其父贺锡财和李生贵为首的道情班子早已被迫散伙，但私下在家里或上山劳动时，人们还是习惯于吼喊几句道情调子。少年贺四虽异常调皮，但耳濡目染父亲的唱腔和身段，举手投足竟也惟妙惟肖。16岁那年，韩信杰老人来村里说书，贺四听罢大吃一惊：想不到，一个人弹着三弦，自说自唱，竟然可以把一部书里所有的角色全都包了，这比唱道情还过瘾啊!
一场说书下来，韩信杰的书艺着实打动了贺四，也让他对说书着了迷。于是，贺四就拜韩信杰为师，从此便迷恋上了说书。但这一举动，曾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因为在当时看来，陕北说书是一种典型的盲人文化，是盲人生存的一种手段，在人们眼里不是很体面的营生，也上不了大的台面。而那时的贺四根本不去想这些，一根筋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暗下决心要学说书。因为在贺四的眼里，说书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可以让他“说得过瘾”的艺术。
由于热衷于说书，每次家里来亲戚或者村里邻居串门，贺四必定即兴编一段说书给大家听，经常赢得满堂喝彩。每逢村里来了说书匠，贺四总是场场不拉。听书时，他更是入神，就连一个表情、一句唱腔细节也不放过。最让大家佩服的是，只要听说书匠说一遍，贺四就能记得八九不离十，再稍加练习，就能把说书匠的段子完完整整重复下来，连表情和曲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1992年，已经在陕北各地辗转说书近十年的贺四，终于被张俊功先生破格收为非但不交学费，还要挣一份工钱的门徒。在陕北的说书艺人中，张俊功不仅在整个陕北出名，而且由于他的说书磁带的广为发行而在全国也是具有知名度的一代大师，也是贺四神往已久的传奇人物。
受张先生的启发，贺四捉摸着说书和戏剧结合的路子，提出了“走场说书”和“书剧”的概念。在张俊功“站场说书”的基础上，他充分地融入了戏剧的表演技巧，发挥自己唱道情的特长，给每个主要角色配置了大量的动作和身法，使人又爱听书的内容，又爱看他的表演。为了越来越向戏剧靠拢，贺四增加了配器的种类，由单独的三弦和竹板，发展为三弦、竹板、板胡、二胡、笛子、铃子。此次西安之行，贺四还购置了两套功能齐全的音响设备，他还想附加演员服装和化妆，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具，形成小型的活动舞台，更远的设想是跟一些文化公司合作，把他所梦想的“书剧”变成光碟，使更多的人都来看都来听，让陕北说书传播得更远。
说书不仅靠嘴上功夫，还得能写会编，贺四的好多说书段子都是自编自创的。只要给他一个题材，他就能脱口而出，这让人不得不打心里佩服。他还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一些自己的剧本，自编自演的《贺四逛子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谢子长》《奇迹在这里诞生——记九名矿工起死回生一事》《一定要把说书传下去》等几十个脍炙人口的段子，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听过贺四说书的人，都说简直是一种享受。虽然已经40多岁的他，但依然精气神十足，唱腔平稳厚实，声音嘶哑独特。他表演的时候，三弦、手板、说唱相结合，手脚腿嘴都不闲着。”70多岁的李家岔镇柏山寺村村民李宗亮这样评价贺四。
说了大半辈子的书，对于观众的喜好，贺四早已了如指掌，有人想听热闹、有人想听故事、有人想听道理……每次说书前，他都要看观众席一眼，先要掌握大家爱听什么，爱听什么就说什么。
贺四对陕北说书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爱，他教出的说书、道情徒弟已有近百人，足迹遍布陕北十余个县，为传承陕北民俗文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
“土生土长的陕北说书，从古流传至今，是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它能通过说唱表演来表达出丑与美、恶与善、忠与奸，不仅有教化人的成分，也有愉悦人的功能。”贺四说，说书是他的生命，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和传承陕北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