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总存储着一串一生中必到的地方名录。

 

瓦窑堡，是我认定必到的地方之一，因为那片神奇的黄土，因为那片红艳艳的山丹丹，因为那一段改写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英雄传奇。

 

当我以仰望的姿态抵达瓦窑堡时，山丹丹正开出一年中最初的艳红。子长县的朋友告诉我，这种黄土坡上顽强生长的山野百合，会一直红到10月。

 

10月，是“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月份，也是参加长征的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月份。

 

而今，三军会师的欢呼声已经过去了80年，但山丹丹依然年年盛开，一年红似一年。

 

瓦窑堡，子长县，陕北，虽然这三者在地理空间上是不断增大的地域概念，但在我留着英雄崇拜情节的认识里，却是三位一体的。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30年代，这片土地，印证着困厄中的奋斗，承载着危难中的崛起，透发着暗夜里的星光。

 

二

仰望瓦窑堡，其实是仰望一种牺牲精神。

 

瓦窑堡，历史上是安定县的一部分。在中国这个古老且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有些地名很有讲究，比如，大凡统治力量薄弱或者相对偏远的地方，时常会有嵌着镇、抚、靖、定、安、绥之类字样的地名，这些词汇大都带有安抚、掌控的动作指向，体现了欲使一方土地安宁的行为或愿望。安定，与当时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保安等县一样，显示着此地与统治中心的遥远距离。

 

这样的“遥远”，伴生的是经济落后、生计困苦；这样的“遥远”，也为革命之火的燎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共产党人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和苏区正是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小小安定，人口4万，闹红共产，人人好汉。”这首革命歌谣唱的，正是这一段陕北革命史，以及安定人民为此作出的突出贡献。

 

陕北苏区的独特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当时，处在围追堵截困境中疲惫长征的红军，有如陷入了茫茫大漠，正饥渴寻路；而陕北苏区，则似在遮天盖日的黄沙中泛着生机的绿洲、冒着清流的甘泉。随着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这片土地，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东征抗日的出发地，成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一个象征。

 

当然，历史的宏大叙事，最终需要一位位当事人的参与才得以完成。“人口4万”的安定县(1942年5月1日，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县治从安定镇移瓦窑堡)，之所以可以骄傲地声称“人人好汉”，是因为那些没有名姓记载的普通百姓为革命坚韧地活着，奉献着，牺牲着。任何时候，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认可、参与和支持，是一个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我曾向当地的党史专家求证“人口4万”的具体时段，但意想不到的回答是：在我党打江山的28个年头里，由于战争、瘟疫、天灾等诸多因素制约，这里的人口始终在4万上下徘徊!

 

而另几份资料的记载，却让这个“4万”的数据闪耀出甘于牺牲、倾力奉献的精神：

 

1936年《红色中华报》报道，1至7月，安定镜内总共参军3434人，约每2户1人；缴公购粮6500石，人均1.5斗。这个时段，中共中央正驻瓦窑堡。

 

抗战时期，逐年统计的数据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民群众有增无减的无私奉献。仅1941年，全县动员人力43759人次，牲畜30143头次，火硝781公斤，马草27.5万公斤，军鞋15.0202万双，鞋底1700双，缝制衬衣1200件，慰劳军队蔬菜13.787万公斤。此外，还为八路军的换防腾并窑洞480孔，提供席子500块，锅60口，调剂川地1300亩。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老区中的老区”，子长人民更是贡献巨大。194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统计，前三年间全县共扩兵4180人，占全县总劳力38%；1947至1948年，全县共动员战勤民工164284人次，动员驴工120552人次；1946年至1948年，全县共缴送军公粮19600余石，马草122553公斤，负担代耕粮9960石，做军鞋38200双，连同商业税折小米92.2石，户均负担2.54石。

 

数据是枯燥的，但其中饱含的汗水、辛劳、牺牲，以及人们对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信赖和拥护，是显而易见的!数据背后，叠映着千千万万老区人坚毅的面容。这是我们需要敬仰的面容！

 

质朴的子长人民，至今仍在默默奉献着。在玉家湾镇采访时，我曾到景家坪村一组的村民武鑫山家体验陕北农家餐。在他家的窑洞里，我们聊天。他说他家原来20多亩地，种谷子、大豆、黑豆等；现在，20亩地退耕了，种了槐树，退耕补贴每亩86元；只有3亩地种玉米，收入减了不少。但是，“退耕是国家号召的事，咱们要响应!”

 

三

仰望瓦窑堡，其实是仰望一种博大胸襟。

 

如果没有1936年夏天国民党部队的那次偷袭，我相信当时的中共中央会在瓦窑堡留驻得更久些。

 

不过，中央留驻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瓦窑堡的独特历史地位。因为，在1935年冬天，经历了千难万险、惊涛骇浪的中共领导人，终于可以围坐在瓦窑堡暖和的窑洞里，从容地讨论长征中没有解决的政治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战略问题。他们在这里议定的决策，影响着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

 

据瓦窑堡纪念馆的老馆长、文史专家王志厚介绍，瓦窑堡会议开得相当民主，议得也相当透。这次史称“瓦窑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同时，对许多重要观点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如第一次在决议中把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些都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所依赖的群众基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密切相关，体现了我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从后人的视角去回溯这样一次会议，并用已经发生的事实印证决策的正确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把这次会议放在当时纷杂的历史环境里考量，就会发现，作出这样的决策，不仅需要高瞻远嘱的目光、审时度势的敏锐，更需要一种广阔的胸襟。

 

瓦窑堡会议召开时的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所面临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虽然在陕北苏区找到了落脚点，得到了疲惫征战一年后的休整，但是，回旋余地并不太大、物资相当贫乏的陕北苏区，仍处在四周强敌的包围中，战事随时会发生；二、六军团一个月前刚开始长征，正在湖南一带转战；张国焘已另立中央，蒙骗着兵力相对强大的四方面军重过草地，滞留在川康，并裹挟着朱德、叶剑英等红军重要领导人；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仍然把消灭红军作为军事重点，国共之间的全面对立丝毫不见松动。

 

而偏居黄土高原深处的的中共领袖们，却已经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分析、梳理时局的变化，敏锐地预见到中日之间的矛盾会成为下阶段的主要矛盾，并积极着手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把团结国内各阶层共同抗日作为政策的重点——这些人当中还包括了一些曾经的革命的对象。

 

这是真正有胆识的体现！摒弃“左”倾思维，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阶级落后的半殖民地，农民分子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不减弱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地位。”决议甚至否定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敌人的教条观点，明确提出要把他们团结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这是真正有胸襟的体现!自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之间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八年多，其残酷程度举世罕见。从情感上来讲，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围剿自己的各路军阀都有着深仇大恨，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味着为了民族利益，将来要与包括这些军阀在内的相关人士和解或联合。这是个难转的弯!会议中发生争议是难免的。比如，对于接下来的军事战略，有的主张红军应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红军应北出宁夏或包头，靠近苏联；有的主张到陕南。毛泽东则指出，同东北军、西北军打，到陕南，还是内战，政治上不利于抗战，到宁夏作战，不如出兵山西向日作战有利。

 

鉴于当时的实际形势，决议的表述中提出抗日和反蒋并重，但抗日已明确地列为中共的中心工作：“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力量”。

 

可以想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当时内心的情感冲突，是与红军指战员们相类似的，仅毛泽东一家，就有数位亲人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但是，日寇蚕食华北，国难正在加重，胸怀天下的中共的领袖们忍痛把许多恩怨搁置起来，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

 

四

仰望瓦窑堡，其实是仰望一种英雄气质!

 

时势造英雄。艰苦卓绝的年代，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总结长征胜利的意义时，毛泽东曾豪迈地称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我们常常说，一支队伍的气质，往往取决于主帅或主官的气质。那么，在这英雄的红军队伍里，在不少透着英雄气质的人群当中，谁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呢？

 

在土生土长的陕北红军里，是谢子长!

 

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陕北后，全军的代表人物当然是毛泽东!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他早年在外求学，并学军事，1925年入党，1927年领导了清涧起义。此后，他一直受党指派从事军事工作，1934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1935年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在长期征战中，谢子长多次负伤，1935年2月21日终因伤势过重而逝世。他没有看到中央红军到陕北的热烈场面，但他创建的陕北苏区，却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根据地，毛泽东称赞他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我曾来到谢子长的家乡枣树坪，探访他的出生地。从窑洞的格局看，他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他能去西安、榆林、太原读书，也说明了他家的经济实力。按常人的眼光，他完全可以坐享家庭的富足，安耽地过一辈子不愁吃穿的小日子。但是，他放弃了优裕生活，选择了风餐露宿，选择了为一个信念而不惜牺牲的崇高事业。

 

我对着他的照片凝视良久。他书生意气的脸上，有一双闪亮的眼睛，眼神里没有杂质，只有一种仿佛在沉思后看见明亮前路的坚定。后来我想，这应该是他内敛着的英雄气质的集中释放，那眼睛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

 

毛泽东的英雄气质，不仅为他的战友和广大军民所认同，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不曾否定。

 

在驻瓦窑堡的七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做过的事太多太多，不少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但我很乐意把我的叙述落到这段时间他的两首词上，读着大气磅礴的词句，我们能很好地感受毛泽东的英雄气质。

 

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那天，我在毛泽东初抵瓦窑堡时住的窑洞里参观，室内一桌一椅一张华北形势图，桌上一砚一灯一电话机，窗外的阳光透过窑洞的窗格，线条分明地照着这一切。当地的朋友在讲解完之后，意犹未尽地加了一句：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

 

“这首词不是在六盘山写的吗？”我有点好奇。

 

“过六盘山时写的是《长征谣》。”朋友回答道，“当然，清平乐中的不少精句已经在《长征谣》里出现了。”

 

原来，在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毛泽东已经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当他站在秋高气爽的山巅、回望征程时，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即兴吟诵：“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在瓦窑堡安顿下来后的一天，没有会议没有演讲安排的毛泽东静静地坐在桌前，反复推敲，按格律把《长片谣》改成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虽然到了1957年才在《诗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但此词早已在陕甘宁边区流传，延安电台也曾广播过该词，以鼓舞士气。

 

我想象着，当毛泽东挥笔写完“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时，他一定会站起来，叉腰仰首久望窗外。一种浴火重生的使命感，会长风一样地划过他的脑海。

 

写完《清平乐》不久，毛泽东便从瓦窑堡出发，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开始东征。

 

东征是瓦窑堡会议决定的军事行动，是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军出师山西对日作战的具体实践。虽然抗日先锋军受到国民党20万大军的围追阻拦，没能直接同日军作战，但117天的征战，在山西32个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经费，为八路军出师华北、抗击日寇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实战演习。

 

《沁园春·雪》就诞生在东征的出发阶段。时值陕北隆冬，率军东进的毛泽东与一场大雪在黄土高坡上邂逅。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面对雪花纷飞的壮丽景象，思绪万千，诗兴大发，吟诵起来。在他眼里，起伏的山峦如银蛇，覆雪的高原是蜡象。在赞美大好河山之后，他思路一转，纵论起了历代英雄人物，随即自然收尾，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石破天惊，豪情万丈!

 

回师瓦窑堡后，毛泽东有否对这首词作过校订，无考。但戎马倥偬里仍超然吟诵的大气形象，已经为毛泽东的英雄气质作了最好最直观的诠释。

 

我觉得，诗人气质是毛泽东英雄气质最恰当的外在表现。他的诗词，气势磅礴，雄浑豪放。在不少时候，他的诗词远远超越了文本意义和文学功能，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象征!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把《沁园春·雪》赠给了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10月14日，《雪》公开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顿时引起轰动。据说，当时国统区的骚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更有别有用心者，组织枪手填词，奢望超过它。但是，所有的唱和之词，“无出其右者”。一首《雪》词，改变了国统区无数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

 

在这样的词句里，我们可以读出英姿焕发，可以读出雄才大略，可以读出雄视天下!而这些，正是毛泽东英雄气质的生动体现。

 

五

史诗般的长征，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80多年前，如果没有瓦窑堡、没有陕北这片红色的土地，远征中的红军不知会去向哪里？现代中国历史不知会是怎样的走向？

 

阅读建国前我党28年的革命史，我们会发现，瓦窑堡正处在28年的中间点上：此前，我党奋斗了14年，经历了不少挫折，党中央从瑞金出发，途经遵义，来到瓦窑堡；在接续奋斗的14年间，党中央从瓦窑堡出发，路经延安、西柏坡，到达北京。共和国成立了！

 

瓦窑堡更是一个奇崛的节点，一个从濒危边缘到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如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比作一条数学曲线，那么，瓦窑堡是这条曲线最低点转向上扬时的第一个增长点；如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比作人体中不断运转的经络，那么，瓦窑堡是一个祛病强基的关键穴位；如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比作一部恢宏的交响乐，那么，瓦窑堡是华彩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我在瓦窑堡的晴空下穿行，在窑洞里读解朴素，在土坎下体会艰苦，在秧歌里体验乐观。离开瓦窑堡的前一个晚上，我照例在住地外的秀延河边散步。皓月当空，夜色璀璨，清风送来一曲女声独唱。我驻足，细听：

毛主席当年在瓦窑堡，

砖窑院里，夜夜灯光照。

陕北高原，秀延河畔，

抗日烽火怒天烧，怒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