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负伤以后，刘志丹曾经两次来看望他。
第一次见面是在白庙岔沟里的柳渠，当时陕北特委在白庙岔一带驻扎，马明芳在这里成立了陕北省政府，那时谢子长已经负伤了，还要经常转移。他写信给刘志丹请他到陕北来商量有关事情，第一封信没有送到，敌人把送信的抓捕杀害了。他又第二次派人送信，刘志丹当时在陕甘边南梁，接到信后就赶快到陕北来，直接到白庙岔。1934年底，我们就住在柳渠，马明芳当时成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郭洪涛、白坚等人。刘志丹当时是带着高岗一起来柳渠看望谢子长的。他来以后就和谢商量：怎样把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怎样把红26军和27军两支红军统一起来组织行动？怎样把两个地区的党委统一起来？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等，主要就是商量这几件事，结果就两个军队统一在一起，两个苏维埃政府统一在一起，两个地区的党委统一在一起等事项，双方意见很统一，很赞成，当时的党委叫西北工作委员会，军队方面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还具体商量如何组织我们的力量粉碎敌人第二次对陕北苏区的围剿。
第二次见面就到了灯盏湾，已经过了正月十五。我们是腊月二十八从白庙岔后沟里有个叫韩何岭（音）的地方开始转移到灯盏湾的。当时谢已经不能走了，用担架抬的。到了灯盏湾以后已经到年底了。过了正月十五，刘志丹过来看谢子长，这次刘志丹和谢子长主要就是商量怎样把红26军和红27军赶快组织行动。
在灯盏湾养伤时的窑洞和现在保留下来的窑洞不一样，原来那个窑洞很深，昨天我见的时候就问，这个窑洞怎么这么浅？窑洞里应该还有个后炕，那时候谢子长住在门前炕上，我和继母就住在后炕。负责看护窑洞的人说后面塌了，于是把后面用砖头垒起来了。我又说，那个前炕也不一样，怎么这么窄？这么小的炕怎么都躺不下人呀，刘志丹来了怎么坐？炕栏以前是木头的，那个窗子也不一样，以前也很宽，下面糊的纸，前炕和后炕之间还有个锅台，他们说那是修整时缩小了的。我建议恢复原状，他们同意。
刘志丹来看望谢子长时，一进门就坐在窗边的炕沿上。谢子长受伤以后，不能平躺，一直在背后垫着被褥半躺着，一来是因为平躺下以后他的伤口伸展开会很疼，二来他还有胃病，有时还要抱个热水袋，有时一咳嗽就要吐痰，我们就拿手去接痰，接到手上然后往地上一甩，他就是这么养伤的。刘志丹把裤腿拉起一看，说：“你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你要早点告诉我，我早就来看你了，上次在柳渠看你，也没有看你身上怎么样，今天怎么就瘦得皮包骨头了。”刘志丹看到后觉得很可怜，都掉眼泪了，我当时就在后炕上坐着。
刘志丹这次来看望，主要商量了几件事情：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和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还说西北军委我们两个就可以决定，当时有个北方派来的巡视员，叫黄瀚，他说北方局已经同意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把军队（红26和红27军）也可以统一起来。
谈到成立军委时，谢子长先对刘志丹说：“这个军委主席要你来担任。”刘志丹听后不愿意，就说：“这怎么行，你是老大哥（谢比刘大五岁），你在陕北威信高，老百姓都叫你谢青天，陕北的群众基础很好，你要当主席，事情就好办了。”大概意思就是好指挥的意思吧！谢子长听后说：“不行，我已经伤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能当主席？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定要你来担任。”，过去打仗时都是领导冲在最前线打冲锋，而不是在后方指挥，谢子长觉得自己已经负伤，上不了战场了，就一定要让刘志丹来担任主席。刘志丹再三推让说：“不行，但我可以做你的助手。”推来让去，刘志丹最后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名你挂上，具体我来指挥。”谢子长态度坚决的表示名也不准挂。站在旁边的高岗也打劝谢子长说名得挂。后来争来争去，争不下去了，谢子长就直接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你来当西北军委主席”。这样一说，就把刘志丹的嘴堵上了，刘志丹最后只说，那就等开会时再讨论。西北军事特派员是代表组织讲话的，他可以代表组织指定。
这就是刘志丹和他最后交谈的意见。刘志丹临走时摸摸他的被子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冬天了，应该换一下，不要受冻” ，谢子长却说：“不薄，我这是热炕，薄一点也不冷。”
当时在场的人有高岗，还有个谢XX，我记得他耳朵上有个拴马桩，想不起名字了。那天他们谈了大半天，刘志丹是上午来的，直到晌午煮得吃了一碗面条才离开的。
后来，谢子长的伤口老是发炎，只能利用一点盐开水洗他的伤口，杀菌，但是炎症老不好，虽然子弹没有打在心脏上，但那时候关键是没有药。
第二次见面以后，大约一个礼拜以后，2月5日在赤源县的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谢因伤势未能出席，但大家推选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白坚也参加（白坚做过谢的秘书，成立红27军时，谢写过一封信，就是白坚替他宣读的，当时我们在韩何岭）。他是大学生，有文化，当时担任记录员。周家硷会议的时候，刘志丹在会议上介绍了一下他和谢子长研究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计划的战略部署，当时他们两个有一段谋策，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矛盾来打仗。
谢子长认识当时瓦窑堡驻军的头儿，原来是清涧起义的士兵，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后，当了国民党的军官，驻在瓦窑堡。谢子长说给他写一封信，让他采取明打暗不打的策略。并且对刘志丹说，石湾也有一个刘志丹原来的部下，现在是井岳秀部队的一个头头，让刘志丹写信告诉他也采取明打暗不打的策略，这两支部队都是高桂滋的部队，而高桂滋和高双成是有矛盾的，本来派二高是共同来围剿红军的，就是利用高桂滋和高双成两人之间的矛盾，减轻红军的压力。这么一写信，红军就集中力量专打高双成的部队，就比较好打了。也就是定边、安边这一条线。后来刘志丹就带领红26、27军攻打定边县城，定边是个县城，打巷战，仗打得很残酷，我方也牺牲了几十个人，最后还是胜利了，这就是他们采取的战略。
后来刘志丹打完定边就撤回来了，就驻军到谢家园则。那时候有些水地，一条一条的，过去是种大烟，后来就种菜。到谢家园则后，刘志丹就去枣树坪看我大妈，我大妈是一个老太太，家里没人照顾，正好谢绍生（谢绍安的六弟）是红26军红三团的一个连长的通讯员，连长叫淄华水（音），这是个关中人，参加过攻打延长、吴家寨子等战斗。看我大妈时，我大妈一个人在家，他就把谢绍生找来说，我现在派你回去，照顾老太太，你们家人都牺牲完了，叫她一个人怎么生活。一开始谢绍生还不太愿意，刘志丹说，你是他的儿子，你不照顾谁照顾，回去后你要有时间，还可以帮助做一点地方工作。就这样，谢绍生就从红26军调到了地方。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家都参加了红军。
谢子长1934年8月负伤后因为敌人搜捕，要经常转移，到了阳道峁周海旺家时间不是很长，最多半个来月，之后就转移到阳道峁拐沟里的红崖湾的沟里。
谢子长刚负伤时，还可以骑马，到崖窑沟成立红一团时，还给贺晋年授旗，后来身体不行了，就抬着走。有一次转移到小界墕，没有住，只是休息了一下，想弄点开水喝，就到了村头百姓薛殿革家，他们家穷得什么都没有，炕上光溜溜的，没有一床铺盖。谢子长看见了就问：“你们炕上什么都没有，平时怎么睡觉，盖什么？”薛殿革说：“不盖，热炕，这边睡热了翻个身，睡那一边”。于是谢子长就对薛兰岗说：“把我的被子留下吧。”薛兰岗说：“你就这一床被子，留下你盖什么？”谢子长说：“我还有个老皮袄，怎么能冻着？！”那个时候我穿个棉裤，棉裤外面还穿个罩裤，谢子长就对我说：“把外面这条裤子脱了也留下。”薛殿革什么都不要，说：“你身上有伤，我怎么能把你的被子留下？”最后谢子长吩咐人又找了个破床单，还有我的这一条裤子，都给留下了。
那时候山里面的人很穷，沟里面有水地的人家还可以，阳道峁的周海旺家就不错，周海旺的妈是我大妈的亲姐姐，我们一去她就给我们煮了一锅鸡蛋。她家养很多鸡，还有很多粮食。有时候我们跑来跑去还经常往他们家跑。
后来我们由红崖湾转移到柳渠，翻过山沟的一个村子（记不起名字）。谢子长受伤后转移时，刘明山有个护兵叫石福成，参加过清涧起义，他把谢子长抱起来过，后来石福成还当了安定的指导员，最后牺牲到下寺湾。
谢子长在崖窑沟也养过伤。第二次打完安定县后，他带伤在石宫寺指挥，把安定县往南走的楼子收拾掉了。当时民团团总外号叫狼儿子，特别坏。民团里面有几个是共产党，其中一个叫刘广汉，是徐家鄢的老红军，去世的很晚；还有一个叫白应奎，老实人谢绍惠带着保卫队，去了以后，有个抽烟点火柴的暗号，城里的人一看来了，就赶快从城墙下把老实人和谢绍安调上来，与刘广汉和白应奎里应外合，打了胜仗。
谢子长去世以前，开完周家硷会议后，白坚还来给他汇报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西北军委，把两军统一起来由刘志丹指挥。白坚还被选为军委的秘书长，又是政治部主任。谢子长听后还说：“我这个伤是好不了了，我死了也就放心了”。
会议结束后，21号谢子长就去世了，从刘志丹与他的第二次见面后，再到周家硷会议后，他的伤势不断恶化，在谢子长临去世前，还看了半天窑顶，最后掉了几滴眼泪，说：“我对不起陕北，对不起老百姓。”然后就去世了。那天下午，大概太阳下山时，外面还下了这么厚（大约2、3公分）一层雪。我的继母史秀云（当时是马文瑞给他们做的媒），还有三嫂白盛英，薛兰岗（当时的保卫队队长，我二姑的儿子，我表姑了），我的三哥谢绍彦，还有保卫队的一个战士在场。
谢子长去世以后就埋到阳道峁后山上，也就是周海旺家的脑畔山上。从灯盏湾用担架抬走，那天夜里下雪，老百姓迷信地认为是老天爷为他在戴孝。谢子长去世的消息必须严格保密，家属都不准戴孝，不准发丧，埋的时候连个棺材都没有。规定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谢子长去苏联治病去了。这样一来是为了稳定军心，二来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借助这个消息围剿红军。埋葬的时候，保卫队长薛兰岗、谢绍安等通知，我大爸（谢德惠？）也到了。当天晚上就抬走，还说雪天不要紧，走过的脚印都被雪埋了，敌人也找不到。陕北的土不是冻土，是黄土。当天晚上，就在山坡下面挖了个小山窑子，窑口很小，里面刚好能放一张门板，正好能把人抬进去，其他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去。用木头板抬着放进去，封口处找了些树条子，盖好，然后在上面又打了个大一点的山窑子，土溜下来就把下面的口给堵住了，这样谁都不怀疑里面埋着人。
第一次见面是在白庙岔沟里的柳渠，当时陕北特委在白庙岔一带驻扎，马明芳在这里成立了陕北省政府，那时谢子长已经负伤了，还要经常转移。他写信给刘志丹请他到陕北来商量有关事情，第一封信没有送到，敌人把送信的抓捕杀害了。他又第二次派人送信，刘志丹当时在陕甘边南梁，接到信后就赶快到陕北来，直接到白庙岔。1934年底，我们就住在柳渠，马明芳当时成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郭洪涛、白坚等人。刘志丹当时是带着高岗一起来柳渠看望谢子长的。他来以后就和谢商量：怎样把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怎样把红26军和27军两支红军统一起来组织行动？怎样把两个地区的党委统一起来？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等，主要就是商量这几件事，结果就两个军队统一在一起，两个苏维埃政府统一在一起，两个地区的党委统一在一起等事项，双方意见很统一，很赞成，当时的党委叫西北工作委员会，军队方面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还具体商量如何组织我们的力量粉碎敌人第二次对陕北苏区的围剿。
第二次见面就到了灯盏湾，已经过了正月十五。我们是腊月二十八从白庙岔后沟里有个叫韩何岭（音）的地方开始转移到灯盏湾的。当时谢已经不能走了，用担架抬的。到了灯盏湾以后已经到年底了。过了正月十五，刘志丹过来看谢子长，这次刘志丹和谢子长主要就是商量怎样把红26军和红27军赶快组织行动。
在灯盏湾养伤时的窑洞和现在保留下来的窑洞不一样，原来那个窑洞很深，昨天我见的时候就问，这个窑洞怎么这么浅？窑洞里应该还有个后炕，那时候谢子长住在门前炕上，我和继母就住在后炕。负责看护窑洞的人说后面塌了，于是把后面用砖头垒起来了。我又说，那个前炕也不一样，怎么这么窄？这么小的炕怎么都躺不下人呀，刘志丹来了怎么坐？炕栏以前是木头的，那个窗子也不一样，以前也很宽，下面糊的纸，前炕和后炕之间还有个锅台，他们说那是修整时缩小了的。我建议恢复原状，他们同意。
刘志丹来看望谢子长时，一进门就坐在窗边的炕沿上。谢子长受伤以后，不能平躺，一直在背后垫着被褥半躺着，一来是因为平躺下以后他的伤口伸展开会很疼，二来他还有胃病，有时还要抱个热水袋，有时一咳嗽就要吐痰，我们就拿手去接痰，接到手上然后往地上一甩，他就是这么养伤的。刘志丹把裤腿拉起一看，说：“你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你要早点告诉我，我早就来看你了，上次在柳渠看你，也没有看你身上怎么样，今天怎么就瘦得皮包骨头了。”刘志丹看到后觉得很可怜，都掉眼泪了，我当时就在后炕上坐着。
刘志丹这次来看望，主要商量了几件事情：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和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还说西北军委我们两个就可以决定，当时有个北方派来的巡视员，叫黄瀚，他说北方局已经同意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把军队（红26和红27军）也可以统一起来。
谈到成立军委时，谢子长先对刘志丹说：“这个军委主席要你来担任。”刘志丹听后不愿意，就说：“这怎么行，你是老大哥（谢比刘大五岁），你在陕北威信高，老百姓都叫你谢青天，陕北的群众基础很好，你要当主席，事情就好办了。”大概意思就是好指挥的意思吧！谢子长听后说：“不行，我已经伤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能当主席？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定要你来担任。”，过去打仗时都是领导冲在最前线打冲锋，而不是在后方指挥，谢子长觉得自己已经负伤，上不了战场了，就一定要让刘志丹来担任主席。刘志丹再三推让说：“不行，但我可以做你的助手。”推来让去，刘志丹最后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名你挂上，具体我来指挥。”谢子长态度坚决的表示名也不准挂。站在旁边的高岗也打劝谢子长说名得挂。后来争来争去，争不下去了，谢子长就直接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你来当西北军委主席”。这样一说，就把刘志丹的嘴堵上了，刘志丹最后只说，那就等开会时再讨论。西北军事特派员是代表组织讲话的，他可以代表组织指定。
这就是刘志丹和他最后交谈的意见。刘志丹临走时摸摸他的被子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冬天了，应该换一下，不要受冻” ，谢子长却说：“不薄，我这是热炕，薄一点也不冷。”
当时在场的人有高岗，还有个谢XX，我记得他耳朵上有个拴马桩，想不起名字了。那天他们谈了大半天，刘志丹是上午来的，直到晌午煮得吃了一碗面条才离开的。
后来，谢子长的伤口老是发炎，只能利用一点盐开水洗他的伤口，杀菌，但是炎症老不好，虽然子弹没有打在心脏上，但那时候关键是没有药。
第二次见面以后，大约一个礼拜以后，2月5日在赤源县的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谢因伤势未能出席，但大家推选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白坚也参加（白坚做过谢的秘书，成立红27军时，谢写过一封信，就是白坚替他宣读的，当时我们在韩何岭）。他是大学生，有文化，当时担任记录员。周家硷会议的时候，刘志丹在会议上介绍了一下他和谢子长研究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计划的战略部署，当时他们两个有一段谋策，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矛盾来打仗。
谢子长认识当时瓦窑堡驻军的头儿，原来是清涧起义的士兵，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后，当了国民党的军官，驻在瓦窑堡。谢子长说给他写一封信，让他采取明打暗不打的策略。并且对刘志丹说，石湾也有一个刘志丹原来的部下，现在是井岳秀部队的一个头头，让刘志丹写信告诉他也采取明打暗不打的策略，这两支部队都是高桂滋的部队，而高桂滋和高双成是有矛盾的，本来派二高是共同来围剿红军的，就是利用高桂滋和高双成两人之间的矛盾，减轻红军的压力。这么一写信，红军就集中力量专打高双成的部队，就比较好打了。也就是定边、安边这一条线。后来刘志丹就带领红26、27军攻打定边县城，定边是个县城，打巷战，仗打得很残酷，我方也牺牲了几十个人，最后还是胜利了，这就是他们采取的战略。
后来刘志丹打完定边就撤回来了，就驻军到谢家园则。那时候有些水地，一条一条的，过去是种大烟，后来就种菜。到谢家园则后，刘志丹就去枣树坪看我大妈，我大妈是一个老太太，家里没人照顾，正好谢绍生（谢绍安的六弟）是红26军红三团的一个连长的通讯员，连长叫淄华水（音），这是个关中人，参加过攻打延长、吴家寨子等战斗。看我大妈时，我大妈一个人在家，他就把谢绍生找来说，我现在派你回去，照顾老太太，你们家人都牺牲完了，叫她一个人怎么生活。一开始谢绍生还不太愿意，刘志丹说，你是他的儿子，你不照顾谁照顾，回去后你要有时间，还可以帮助做一点地方工作。就这样，谢绍生就从红26军调到了地方。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家都参加了红军。
谢子长1934年8月负伤后因为敌人搜捕，要经常转移，到了阳道峁周海旺家时间不是很长，最多半个来月，之后就转移到阳道峁拐沟里的红崖湾的沟里。
谢子长刚负伤时，还可以骑马，到崖窑沟成立红一团时，还给贺晋年授旗，后来身体不行了，就抬着走。有一次转移到小界墕，没有住，只是休息了一下，想弄点开水喝，就到了村头百姓薛殿革家，他们家穷得什么都没有，炕上光溜溜的，没有一床铺盖。谢子长看见了就问：“你们炕上什么都没有，平时怎么睡觉，盖什么？”薛殿革说：“不盖，热炕，这边睡热了翻个身，睡那一边”。于是谢子长就对薛兰岗说：“把我的被子留下吧。”薛兰岗说：“你就这一床被子，留下你盖什么？”谢子长说：“我还有个老皮袄，怎么能冻着？！”那个时候我穿个棉裤，棉裤外面还穿个罩裤，谢子长就对我说：“把外面这条裤子脱了也留下。”薛殿革什么都不要，说：“你身上有伤，我怎么能把你的被子留下？”最后谢子长吩咐人又找了个破床单，还有我的这一条裤子，都给留下了。
那时候山里面的人很穷，沟里面有水地的人家还可以，阳道峁的周海旺家就不错，周海旺的妈是我大妈的亲姐姐，我们一去她就给我们煮了一锅鸡蛋。她家养很多鸡，还有很多粮食。有时候我们跑来跑去还经常往他们家跑。
后来我们由红崖湾转移到柳渠，翻过山沟的一个村子（记不起名字）。谢子长受伤后转移时，刘明山有个护兵叫石福成，参加过清涧起义，他把谢子长抱起来过，后来石福成还当了安定的指导员，最后牺牲到下寺湾。
谢子长在崖窑沟也养过伤。第二次打完安定县后，他带伤在石宫寺指挥，把安定县往南走的楼子收拾掉了。当时民团团总外号叫狼儿子，特别坏。民团里面有几个是共产党，其中一个叫刘广汉，是徐家鄢的老红军，去世的很晚；还有一个叫白应奎，老实人谢绍惠带着保卫队，去了以后，有个抽烟点火柴的暗号，城里的人一看来了，就赶快从城墙下把老实人和谢绍安调上来，与刘广汉和白应奎里应外合，打了胜仗。
谢子长去世以前，开完周家硷会议后，白坚还来给他汇报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西北军委，把两军统一起来由刘志丹指挥。白坚还被选为军委的秘书长，又是政治部主任。谢子长听后还说：“我这个伤是好不了了，我死了也就放心了”。
会议结束后，21号谢子长就去世了，从刘志丹与他的第二次见面后，再到周家硷会议后，他的伤势不断恶化，在谢子长临去世前，还看了半天窑顶，最后掉了几滴眼泪，说：“我对不起陕北，对不起老百姓。”然后就去世了。那天下午，大概太阳下山时，外面还下了这么厚（大约2、3公分）一层雪。我的继母史秀云（当时是马文瑞给他们做的媒），还有三嫂白盛英，薛兰岗（当时的保卫队队长，我二姑的儿子，我表姑了），我的三哥谢绍彦，还有保卫队的一个战士在场。
谢子长去世以后就埋到阳道峁后山上，也就是周海旺家的脑畔山上。从灯盏湾用担架抬走，那天夜里下雪，老百姓迷信地认为是老天爷为他在戴孝。谢子长去世的消息必须严格保密，家属都不准戴孝，不准发丧，埋的时候连个棺材都没有。规定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谢子长去苏联治病去了。这样一来是为了稳定军心，二来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借助这个消息围剿红军。埋葬的时候，保卫队长薛兰岗、谢绍安等通知，我大爸（谢德惠？）也到了。当天晚上就抬走，还说雪天不要紧，走过的脚印都被雪埋了，敌人也找不到。陕北的土不是冻土，是黄土。当天晚上，就在山坡下面挖了个小山窑子，窑口很小，里面刚好能放一张门板，正好能把人抬进去，其他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去。用木头板抬着放进去，封口处找了些树条子，盖好，然后在上面又打了个大一点的山窑子，土溜下来就把下面的口给堵住了，这样谁都不怀疑里面埋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