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里的“夸张”很多，往往很幽默，很搞笑，表现力极强。比如《温凉盏》里的女英雄张美容这样夸耀自己的武功：
一匹马一口刀天下扬名，要知你姑奶奶就叫张美容。
我上天走过灵霄殿，下地走过鬼门洞。
大海里进过水晶宫，火神爷庙上点过灯。
她的对手“申公清”怒斥：
你就说你是张玉皇的叫鸣鸡，我也要先拔你的翎毛后剥你的皮。
太岁头上我动过土，阎王头上擂过鼓。
郎庙上拉过弓，我今天要捉住你活抽筋。
说到主人公独自穿过幽深的森林或孤山旷野等危险境地时，艺人们往往这样渲染恐怖气氛：
说了个怕，给了个怕，见了个苍狼比驴大。
说了个紧，给了个紧，碗粗的长虫瞪眼睛。
说了个怕，给了个怕，毛野人背了个毛娃娃。
手里头拿一副人肝花，一口一个叫爸爸。
再比如，陕北说书的“哭场书”，艺人们往往以局外人的口气，形容主人公哭的程度：
哭得神害怕来鬼害愁，哭得张玉皇泪长流。
哭得王母娘娘直哆嗦，哭得阎王爷抬不起头。
哭得狼遁深山虎奔林，牛牛虼虫钻了地缝。
哭得鸦雀木鸽哑了音，直把黄河的水哭清。
陕北说书里形容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常用的套词是：
说了个忙，给了个忙，蛇钻裤裆狼吃羊。
婆姨坐月子火烧房，外甥还请我把娘家当。
诸如此类的“夸张”，往往是把一件事情的美丑、善恶、强弱、高下等推到极致，让人们从那种放大了的，甚至是变形了的状态一下就感知到这种事物的张力。这种夸张手段的大量运用，与说唱艺术这种特定的直接诉诸人们听觉的形式有关。在陕北，人们把欣赏说书叫“听书”，它和拿一个纸质文本案头阅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能反过来掉过去细细品味。声音艺术“稍纵即逝”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的感知和记忆，因而非极尽夸张之能事不能。
有时也用一些浅近的类比来说明某个道理、某种心理活动，但比较少，因为相对来说，比喻就要费思量一些。比如，说一个女子要见心上人，或者一个武林高手等待天明报仇，就有这样一段绝妙的比喻：
往年有闰年闰月闰时辰，今黑夜有了个闰五更。
太阳倒叫一根绳栓定，月亮倒叫个钉子钉。
打更的和尚死断种，架上的公鸡叫猫咬定。
尤其“闰五更”这个类比极为传神，文人作家绝对想不出来。再比如，在说到丈夫要出门赶考，妻子交代注意事项时，常用这样的段子：
三十里不要住桃花店，七十里不要住杏花林。
桃花店里有好酒，杏花林里女成群。
小心那些大女子绕软你的心，你有了新人忘旧人。
看见人家的亲枉费你的心，擦胭脂抹粉的都是妖精。
看见人家的好是露水草，风吹日晒雪消了。
冰盖的房子雪打的墙，露水夫妻不久长。
出门人再不敢交朋友搭伙计，都是你们男人家的瞎主意。
人常说：秋风倒比春风凉，野花倒比家花香；
家花再丑能生根，野花再好闪你一场空。
这个段子的比喻不多，但极为准确、传神，富有生活气息。除了说“擦胭脂抹粉的都是妖精”有以点盖全之嫌外，“露水草”、“冰盖的房子雪打的墙”、“家花”与“野花”的比喻都很到位，反映了古代劳动妇女朴素的智慧。
此外，艺人们开场自述“说书”这种营生时，常略带自嘲地说：
三弦就好比我的一头牛，四片瓦就是我的老䦆头。
东头收了我到东头，西头收了我到西头。
东西南北全都走，一年在外度春秋。
当然，用得最多的还是白描。这是由说唱艺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要让听众一听就明白，就不能用过于含蓄的、逻辑化的或带有心理分析的句子。它必须用最直接、最明快的语言使观众一下就明白艺人讲的是什么，白描就是最好的手段。比如，艺人形容“天黑”的套词就基本没有一个比喻：
日落西山月转东，东方闪上来个夜候神。
狼归深山虎奔林，十三丈高楼点明灯。
行路的举子进店门，吃奶的娃娃到娘怀身。
老君爷蹬倒个墨水瓶，把世界染得黑洞洞。
王母娘娘撒开个满天星，河湾里的艄公把船挽定。
在描写“唢呐班子”进村时，就完全是白描：
手里拍个嚓嚓腰里吊个鼓，嘴里头吹那么个嘀嘀咕。
吹得响来打得亮，九音八调都配上。
先是得胜回营将军令，又吹了个张生戏莺莺。
但该含蓄的时候艺人们也绝不张扬，比如在讲到一对青年男女偷欢时，陕北说书就并不像“东北二人转”那么赤裸裸：
两个人盛到翠花宫，高楼上吹熄一盏灯。
年轻人见了青年人，这些好事你们都精明。
假如你们没看清，书到中途给你们送首诗文：
胳膊弯弯搂耳睡，含羞带笑把灯吹。
金针刺破香花蕊，不敢吭声暗皱眉。
除了常见的夸张、类比、白描等手段的运用外，陕北说书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它高超的叙事技巧上。比如，传统的小说在转折或分头叙述时，常常说，花开两头，各表一枝。陕北说书则常用这样的段落转折：
有人说我们书匠嘴太快，一口两家表不过来。
师傅给我教下个好办法，这家安住说那家。
陕北说书有长有短，长的叫“本”，短的叫“段”。“本书”有三五天说完的，也有十天半月才能说完的。听长书的听众就像现在的人们看电视连续剧一样。遇农闲或天阴下雨，村民们就拿个小板凳挨家挨户地去听。这就存在一个内容上的衔接。因为艺人和听众都要吃饭、睡觉，不可能一口气讲完。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用的套话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陕北说书是这样说的：
书有关口将有名，说在这里算完成。
要知后事该怎论，吃饱肚子再来听。
到了第二天或者午饭后，要接上前面的内容表演的时候，艺人又这样唱道：
朝纲里走脱个龙驹马，卢沟桥上等上它。
我寻上头尾好开本，寻不上头尾我要丢人。
刚才说罢谁家人，再把谁家来接定。
上午说了《温凉盏》，还有半本没说完。
本了半，半了本，本了本半没说完。
我请朋友都坐稳，打开嗓门说正本。
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推进故事情节快速发展，说书人要把行人在路上看到的景致全省略掉，就这么说：
古人走路没这么快，书匠走路把舌头一摆。
书说赶端路拣近，我一句送回山东省。
正因为陕北说书有如此多的过度、转折、省略、衔接的技巧，所以我说它是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民间说唱艺术的活化石。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陕北说书是研究陕北方言的活字典。
因为陕北说书是一门地域性很强的艺术，主要面对的是陕北地区的听众，因而，白话方言是它的主要工具。文言词汇非常少。艺人们在演唱时不仅要用老百姓人人能听得懂的语言，而且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虚词和衬词都用上，以增加句子的鲜活性。陕北说书的语言之所以形象、生动、幽默，正在于它是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因为好多方言词汇，有音无字，我不会写，所以没办法举例。即使写出来，外地人也未必能领略到它的妙处。我只想说，普通话是中国汉语文字改革的方向，我没有意见，但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汉语在“普通话”的过程中的确牺牲了许多方言的神韵和独特表现力。陕北话也不例外。比如陕北话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拿普通话的标准看，肯定是坏事。但这却为陕北说书的押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因而普通话不能押的，陕北话可以押，而且压得非常宽。比如，in、ing、un、ong、en、eng通押，i、ie、ian、ei、ui通押，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再比如，陕北话有入声，这样，普通话念起来完全不合辙，用陕北话念却没有问题。这就是陕北说书走向全国的最大障碍。
总之，陕北说书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值得人们从语言学、民俗学、传统叙事学、音韵学等多方面去研究它。它所携带的思想含量、历史信息、文学价值远远超过了陕北民歌。可惜因为它的知名度太低，又受方言的局限，很难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因而，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尽管国家在2006年就将它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关注我们的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是先民们生产生活最直接、最诚实的记录。目前迫切要做的是，赶紧组织人力进行抢救性整理。召集还在世的老艺人，把一些长篇书目用录音、录像、文字记载等形式保存下来，然后尽可能多地存入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一些国家文献保存的地方。有了这些资料，即使我们心浮气躁不想研究，也给后人留一些火种。其次是给在世的老艺人以补助，让这些人以培训、授徒的方式把一些心口相传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年轻人。这样，后人才可能指着我们的坟堆说，这个时代的老汉们除了忙GDP的增长外，还是做了一点人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