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１９０９年９月生，子长县瓦窑堡镇人。１９１８年入私塾读书，后辍学到榆林等地流浪打工，与进步人士探讨革命活动。１９２４年进入驻安定县的李象九（地下党员）连当号兵，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以中共陕西省委联络员身份参加清涧起义?熏任排长，活捉伪县长张友之。１９２９年春，根据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前往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杨庚午部做兵运工作，拉出杨部周维歧营四十多人、枪进入三道川游击区。１９３１年初，受中共北方局委派，阎红彦和白锡林奉命到太原，在与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分析山西形势后，作出关于在吕梁山区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经山西省委部署，阎红彦、白锡林，会同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等十多名工人党员，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和武装当地贫困农民组建游击队，同时成立游击队临时党支部，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并在汾阳建立由阎红彦负责的地下联络站。联络站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先后将三十多名革命者，二十五支步枪秘密护送到九凤山。１９３１年４月，山西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现西泉村）正式成立，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短短几个月，部队发展到一百六十多人。此举振动西北，阎锡山调数十倍的兵力清剿游击队。根据山西省委安排，游击队调选三十名党员骨干，每人带长短枪各一支，转战陕北，其余人员转入地下。１９３１年９月６日，部队行至安定县南沟岔，由于拓克宽、黄子文处置失当，放走六七名被俘敌人，队员严重不满，经选举，阎红彦任大队长。９月８日，部队到很快达安定县，并很快扩大到一百多人。９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取得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这时，“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先后率部主动要求加入游击队，并接受“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不抢穷人的东西、不强奸妇女”等三条约定，经队委会研究决定，同意加入，同时，组成执法队，查处违反军纪的行为。１０月初，在玉家湾全歼驻瓦窑堡敌一个加强骑兵排，并乘胜对瓦窑堡城发动进攻，一部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死守待援。后游击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延川永坪镇休整。１０月下旬，敌驻延安高双成旅步骑兵六百余人，在清平川岔口将游击队层层包围，阎红彦率部苦战突围。１１月下旬，部队到达乔山中段陕甘交界南梁山地区时，打听到刘志丹的消息，即派马云泽前去迎接，在阎家砭驻地与刘志丹相会。阎红彦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手枪送给刘志丹。不久，谢子长偕同省委交通员高岗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并成立新的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熏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任委员，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后，队委会抽调十余人、枪组建了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步骑百余人。
１９３２年１月初，省委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２月１２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２月１３日拂晓，收缴了旬邑民团的枪支，处决唐碧武等八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２月１６日，在阳坡头与敌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三十余人插入敌阵，毙俘敌三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支，赢得了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３月，阎红彦召开四村原七十二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４月，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旬邑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部队巡视工作，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游击队被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５月１０日，省委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５月３１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直捣敌指挥部，全歼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阎红彦率五支队任正面主攻，高岗（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并下令通辑，以正军法。６月下旬，阎红彦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深入黄龙山开展游击活动。与此同时，游击队在“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上发生争执，争论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的支持。通过阎红彦的分析，双方都认识到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后，在队委扩大会上，一致同意阎红彦的主张，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向北发展、向南出击，扩大根据地，壮大游击队，并一致推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７月９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地方党组织也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壮大到七百余人。１２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这时，杜衡以中共特派员身份来到部队，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１９３３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错误决定，被派到河北省工作。
１９３３年５月，阎红彦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７月成功组织“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阎红彦对部队进行整顿并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骑兵连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１９３４年７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１０月到达莫斯科。阎红彦在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１９３５年４月，共产国际为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阎红彦再次受到斯大林召见，要求阎红彦带电台提前回国寻找中央红军。他废寝忘食，背熟组编的英文电码，未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前和刘长胜从苏联起程回国，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和密电码。从此，中共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１９３６年２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瓦窑堡的党中央，并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的抗日任务”。２月２１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渡过黄河，拆毁沿河敌人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山西大宁县城，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畅通。不久，中央将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５月，红军回师西渡，红三十军担任后卫。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蔡树藩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任红三十军政委。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插向吕梁山，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后被敌分割包围。５月１３日夜，在敌人飞机轰炸，步兵逼近的战斗中，阎红彦指挥主力强渡黄河。后，宋时轮奉调至红二十八军，阎红彦复任红三十军军长。５月１８日夜，根据毛泽东“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进抵宋家川，切断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冒然西渡。这时，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军张云衢部突袭，毛泽东命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当部队到达瓦窑堡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确保了党中央、毛泽东等的安全。８月下旬，阎红彦奉命率部开赴“三边”，根据中央指示，和“三边”军阀张廷芝达成“互不侵犯，通商往来”的协议。西安事变后，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部队做统战工作，协助解决西安事变。１９３７年２月返回部队，任三十军军长。
抗战爆发后，红三十军缩编为警三团，阎红彦任团长。后警三团、四团、炮兵团合编为警备第一旅，阎红彦任政委，驻防甘泉、富县，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１９４０年春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局势渐趋稳定。１９４２年，阎红彦进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其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称赞。整风运动期间，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脱逃，受到阎红彦的斥责。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晋西游击队和吕梁根据地，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做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断，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１９４５年，阎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存档。
１９４５年９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６年８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向开封至徐州的陇海路出击。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攻克砀山，９月初，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阎红彦率两个团楔入敌师部，生俘敌赵锡田。１９４７年３月，阎红彦参加豫北反攻，５月，三纵配合六纵一举攻破汤阴，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纵队司令孙殿英。６月３０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７月２７日，我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整编六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宋瑞珂。８月下旬，三纵队越过淮河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１０月９日、１０日，在皖西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四千余人，使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３００余里。１１下旬，蒋介石纠集三十三个旅，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大规模围攻。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制敌黄伯韬和两广部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使我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１９４８年５月，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转战豫西。郑州战役歼敌一个纵队，缴获大批枪支弹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１１月１５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１２月１５日，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１９４９年２月，阎红彦任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４月，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２３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我军发起进军川黔的战斗。１１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１９５２年“四川”合省，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９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秋?熏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政协主席。１９６１年３月５日，在全国深入批判彭德怀高潮中，阎红彦冷静地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调查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５月１０日，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通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不久，全国取消大食堂，并将以公社核算改为以生产队核算。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阎红彦在会上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１９６７年１月，北京“红三司”造反派到昆明，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１月７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１２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８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代表中央讲话！”１月８日５时左右，秘书发现他已经去世，其死因成为共和国悬案之一。
随后，林彪、“四人帮”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１月１２日，云南省委和军区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彭真为阎红彦题词“悼念坚强不屈、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的阎红彦同志”。李达将军题词“阎红彦将军浩气长存”。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伯承、李德生、陈锡联、聂荣臻、徐向前、李井泉、王震，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总政治部、昆明军区、云南省委、省革委会、省政协、四川省委、省革委会、陕西省委、省革委会、子长县委、县革委会送了花圈。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冯铉、马文瑞等三百八十余人出席。
１９３２年１月初，省委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２月１２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２月１３日拂晓，收缴了旬邑民团的枪支，处决唐碧武等八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２月１６日，在阳坡头与敌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三十余人插入敌阵，毙俘敌三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支，赢得了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３月，阎红彦召开四村原七十二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４月，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旬邑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部队巡视工作，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游击队被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５月１０日，省委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５月３１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直捣敌指挥部，全歼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阎红彦率五支队任正面主攻，高岗（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并下令通辑，以正军法。６月下旬，阎红彦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深入黄龙山开展游击活动。与此同时，游击队在“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上发生争执，争论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的支持。通过阎红彦的分析，双方都认识到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后，在队委扩大会上，一致同意阎红彦的主张，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向北发展、向南出击，扩大根据地，壮大游击队，并一致推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７月９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地方党组织也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壮大到七百余人。１２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这时，杜衡以中共特派员身份来到部队，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１９３３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错误决定，被派到河北省工作。
１９３３年５月，阎红彦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７月成功组织“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阎红彦对部队进行整顿并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骑兵连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１９３４年７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１０月到达莫斯科。阎红彦在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１９３５年４月，共产国际为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阎红彦再次受到斯大林召见，要求阎红彦带电台提前回国寻找中央红军。他废寝忘食，背熟组编的英文电码，未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前和刘长胜从苏联起程回国，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和密电码。从此，中共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１９３６年２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瓦窑堡的党中央，并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的抗日任务”。２月２１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渡过黄河，拆毁沿河敌人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山西大宁县城，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畅通。不久，中央将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５月，红军回师西渡，红三十军担任后卫。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蔡树藩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任红三十军政委。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插向吕梁山，以迷惑和牵制敌人，后被敌分割包围。５月１３日夜，在敌人飞机轰炸，步兵逼近的战斗中，阎红彦指挥主力强渡黄河。后，宋时轮奉调至红二十八军，阎红彦复任红三十军军长。５月１８日夜，根据毛泽东“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进抵宋家川，切断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冒然西渡。这时，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军张云衢部突袭，毛泽东命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当部队到达瓦窑堡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确保了党中央、毛泽东等的安全。８月下旬，阎红彦奉命率部开赴“三边”，根据中央指示，和“三边”军阀张廷芝达成“互不侵犯，通商往来”的协议。西安事变后，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部队做统战工作，协助解决西安事变。１９３７年２月返回部队，任三十军军长。
抗战爆发后，红三十军缩编为警三团，阎红彦任团长。后警三团、四团、炮兵团合编为警备第一旅，阎红彦任政委，驻防甘泉、富县，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１９４０年春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局势渐趋稳定。１９４２年，阎红彦进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其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称赞。整风运动期间，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脱逃，受到阎红彦的斥责。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晋西游击队和吕梁根据地，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做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断，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１９４５年，阎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存档。
１９４５年９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６年８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向开封至徐州的陇海路出击。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攻克砀山，９月初，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阎红彦率两个团楔入敌师部，生俘敌赵锡田。１９４７年３月，阎红彦参加豫北反攻，５月，三纵配合六纵一举攻破汤阴，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纵队司令孙殿英。６月３０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７月２７日，我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整编六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宋瑞珂。８月下旬，三纵队越过淮河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１０月９日、１０日，在皖西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四千余人，使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３００余里。１１下旬，蒋介石纠集三十三个旅，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大规模围攻。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制敌黄伯韬和两广部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使我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１９４８年５月，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转战豫西。郑州战役歼敌一个纵队，缴获大批枪支弹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１１月１５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１２月１５日，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１９４９年２月，阎红彦任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４月，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２３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我军发起进军川黔的战斗。１１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１９５２年“四川”合省，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９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秋?熏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政协主席。１９６１年３月５日，在全国深入批判彭德怀高潮中，阎红彦冷静地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调查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５月１０日，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通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不久，全国取消大食堂，并将以公社核算改为以生产队核算。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阎红彦在会上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１９６７年１月，北京“红三司”造反派到昆明，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１月７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１２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８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代表中央讲话！”１月８日５时左右，秘书发现他已经去世，其死因成为共和国悬案之一。
随后，林彪、“四人帮”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１月１２日，云南省委和军区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彭真为阎红彦题词“悼念坚强不屈、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的阎红彦同志”。李达将军题词“阎红彦将军浩气长存”。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伯承、李德生、陈锡联、聂荣臻、徐向前、李井泉、王震，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总政治部、昆明军区、云南省委、省革委会、省政协、四川省委、省革委会、陕西省委、省革委会、子长县委、县革委会送了花圈。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冯铉、马文瑞等三百八十余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