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长县西门坪120号的一户院落中，笔者见到了94岁的刘治汉老人和他的老伴91岁老人南秀英，虽然已经90多岁的高龄，他们身体还是非常硬朗。
为了生活，刘治汉的母亲在家做豆腐，让12岁的刘治汉去卖豆腐。“中央红军到瓦窑堡后，正在卖豆腐的刘治汉遇到了买豆腐的红军，红军笑着对他说：‘你看红军好，还是白军好？’他大声的说：‘红军好，我爸爸就是红军，我长大也要当红军’。”刘治汉笑着对笔者说。
而让刘治汉最自豪的是他在瓦窑堡3次见过毛泽东主席。“在石粉店（音）开会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听到了他讲抗日的政策。在瓦窑堡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时候，两次遇到毛主席，他和警卫员在瓦窑堡城内散步。”
刘治汉老人的父亲原名刘清水，后因跟随谢子长闹革命改名为刘子祥。1926年初，谢子长的民团改编为石谦团三营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刘子祥担任了九班班长，全连当时80多人。
刘治汉回忆说：“小时候听家里人说，父亲本来在安定读书，在读书时他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谢子长他们一起闹革命。当时，谢子长他们经常来我们家，我母亲经常给他们做面吃。我的母亲是安定有名的地主赵家的女儿，她和父亲是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结婚的，但是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后来我的父亲参加革命后，我的母亲虽然不明白什么是革命、共产党，但是她一直默默的支持父亲从事革命工作。清涧起义前，父亲从家里偷偷拿走了2000大洋，购买了枪支、手电、毛巾参加了清涧起义。因为这件事情，我的爷爷与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母亲一直偷偷地拿她的嫁妆，支持父亲闹革命。”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谢浩如）、白明善（白乐亭）、白锡龄，白自强（清涧地方党支部负责人，负责宣传）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根据清涧起义参与者白应奎写的《谢子长领导清涧起义》一文中，笔者看到这样的文字：“参加清涧起义的安定人，三连有雷恩俊、白麒麟、郝怀仁、南凤池、白对、阎红彦、史唯然、吴锡昌等；十二连的有贾信之、雷志坤、张雄夫、侯奉孝、刘光汉、白应奎、石得胜、白凤祥、贾福成、马凤城、刘子祥、郝生有，七班长魏某、侯仰环、郭银生、王福关、高林关、惠怀玉、周生玉、白凤莲、白凤昌、石成仁、石成友、郝保成等共200余人。”刘子祥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瓦窑堡一直流传着刘子祥‘劫父济贫’的故事，刘治汉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后，在年终得知自己家运送从关中地区赚到的银两车队回到瓦窑堡了，在返回瓦窑堡的必经之路上，父亲带着队伍，劫持了爷爷的岁银收入，用给部队。”
起义失败后，刘子祥根据党组织安排回瓦窑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安排到中共山西特委，从事革命工作。
1931年7月3日，刘子祥（化名为杨大华）跟随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等人携带起义旗帜、印章及各种印刷品，坐火车到达阳泉。7月4日，在谷雄一、赫光 (原名万锡绂)、刘子祥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平定武装起义爆发了。次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在盂县城成立，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纵队。红24军刘子祥积极协助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部队情绪，宣传我党政策，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深得全军将士的爱戴和支持。
红24军的诞生，使敌人闻风丧胆，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四省，经过平定、盂县、五台、平山、灵寿、阜平、灵丘、浑源、山阴、右玉、清水河、河曲、府谷、俞林等县，一路播下革命的种子，其影响之大、声威之壮真是震撼华北各地。当时大公报报导：“红军占领了阜平，又窥行唐。”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惊呼：“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横截平绥一线，南可斩平汉要冲。”可见当时敌人害怕到什么程度。
8月11日，沈克下属赵海清部诈降，红24军军长赫光、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前往阜平县法华村慰问赵海清“起义”部队时被困，战斗中赫光、刘子祥牺牲。据1982年编印的《阜平党史通讯》记载，赫光、刘子祥牺牲后，凶残的赵海清命令士兵用铡刀将赫光、刘子祥的头颅铡下来，然后将头颅装进酒桶，之后又被送到北平，拍成照片，命令士兵传阅。
时间如白驹过隙，刘子祥牺牲法华村至今已历86载。面对刘治汉老人家中老照片上那张年仅27岁，年轻英武的脸庞，我们仿佛穿越了86年的时光隧道，看到一个为了革命信念舍生忘死，矢志不渝追求理想，赤胆忠心的共产党人。
《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的作者李德平在书中认为刘子祥与山西洪洞县人杨继雄、杨大华为同一人。经过笔者与河北省阜平县烈士陵园，山西省盂县红24军纪念馆多方联系、沟通，并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在1945年7月赵伯平在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关于红24军的情况介绍中，赵伯平在讲话中明确刘子祥为瓦窑堡人。后经过笔者与李德平的多次沟通交流，李德平告诉笔者：“根据他走访相关党史专家和档案文献记载，红24军任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化名杨大华）应该和瓦窑堡人刘子祥就是同一人。”
刘治汉老人说：“父亲参加革命后，由于通讯不便，一直很少跟家里联系，父亲牺牲在那里，我们一直不清楚。有位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叔叔路过时，告诉过母亲，父亲在山西国民党部队搞兵运。看到母亲不懂时，就解释到，白天他是国民党的部队，晚上他就是红军。”
刘子祥牺牲后，刘治汉只有6岁， 刘治汉老人说：“母亲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每次当我谈到父亲时母亲总是默默流泪，因为有人说父亲牺牲了，也有传言父亲在山西又成家了，当时通讯不畅，不知道父亲是生是死。父亲在母亲的言谈中是穿着她亲手做的那件长袍，骑着一匹白色骏马的年轻英俊的完美形象。”
为了不给母亲带来不必要的悲伤，刘治汉也很少和母亲谈起父亲，有些关于父亲的往事，随着母亲的去世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1959年，刘治汉写信给父亲的战友李宗贵（即李赤然），收到回信后才知道父亲是牺牲在山西了。
1983年8月1日，经民政部批准，刘子祥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红都瓦窑堡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作为瓦窑堡市儿童团成员的刘治汉和瓦窑堡军民一起在南门欢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刘治汉说：“中央红军初到瓦窑堡，身上衣服都很破，有的脚上穿着草鞋，有的赤着脚，但是很精神。当时瓦窑堡的群众家家户户都给红军做衣服、做军鞋。我母亲一晚上就给红军做了一双军鞋。五天后，中央红军就全身三面新——衣服面子新，里子新、棉花新。”为了生活，刘治汉的母亲在家做豆腐，让12岁的刘治汉去卖豆腐。“中央红军到瓦窑堡后，正在卖豆腐的刘治汉遇到了买豆腐的红军，红军笑着对他说：‘你看红军好，还是白军好？’他大声的说：‘红军好，我爸爸就是红军，我长大也要当红军’。”刘治汉笑着对笔者说。
而让刘治汉最自豪的是他在瓦窑堡3次见过毛泽东主席。“在石粉店（音）开会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听到了他讲抗日的政策。在瓦窑堡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时候，两次遇到毛主席，他和警卫员在瓦窑堡城内散步。”
我的父亲是刘子祥
1925年9月12日，刘治汉出生在瓦窑堡新隆昌布店的一孔窑洞中。刘治汉的爷爷在当时的瓦窑堡是远近闻名的商人，在瓦窑堡开了个叫“新隆昌”的布店，依靠着诚实本分的经商理念，新隆昌布店的布匹在陕北都非常有名。刘治汉老人的父亲原名刘清水，后因跟随谢子长闹革命改名为刘子祥。1926年初，谢子长的民团改编为石谦团三营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刘子祥担任了九班班长，全连当时80多人。
刘治汉回忆说：“小时候听家里人说，父亲本来在安定读书，在读书时他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谢子长他们一起闹革命。当时，谢子长他们经常来我们家，我母亲经常给他们做面吃。我的母亲是安定有名的地主赵家的女儿，她和父亲是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结婚的，但是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后来我的父亲参加革命后，我的母亲虽然不明白什么是革命、共产党，但是她一直默默的支持父亲从事革命工作。清涧起义前，父亲从家里偷偷拿走了2000大洋，购买了枪支、手电、毛巾参加了清涧起义。因为这件事情，我的爷爷与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母亲一直偷偷地拿她的嫁妆，支持父亲闹革命。”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谢浩如）、白明善（白乐亭）、白锡龄，白自强（清涧地方党支部负责人，负责宣传）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根据清涧起义参与者白应奎写的《谢子长领导清涧起义》一文中，笔者看到这样的文字：“参加清涧起义的安定人，三连有雷恩俊、白麒麟、郝怀仁、南凤池、白对、阎红彦、史唯然、吴锡昌等；十二连的有贾信之、雷志坤、张雄夫、侯奉孝、刘光汉、白应奎、石得胜、白凤祥、贾福成、马凤城、刘子祥、郝生有，七班长魏某、侯仰环、郭银生、王福关、高林关、惠怀玉、周生玉、白凤莲、白凤昌、石成仁、石成友、郝保成等共200余人。”刘子祥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瓦窑堡一直流传着刘子祥‘劫父济贫’的故事，刘治汉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后，在年终得知自己家运送从关中地区赚到的银两车队回到瓦窑堡了，在返回瓦窑堡的必经之路上，父亲带着队伍，劫持了爷爷的岁银收入，用给部队。”
起义失败后，刘子祥根据党组织安排回瓦窑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安排到中共山西特委，从事革命工作。
1931年7月3日，刘子祥（化名为杨大华）跟随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等人携带起义旗帜、印章及各种印刷品，坐火车到达阳泉。7月4日，在谷雄一、赫光 (原名万锡绂)、刘子祥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平定武装起义爆发了。次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在盂县城成立，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纵队。红24军刘子祥积极协助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部队情绪，宣传我党政策，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深得全军将士的爱戴和支持。
红24军的诞生，使敌人闻风丧胆，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四省，经过平定、盂县、五台、平山、灵寿、阜平、灵丘、浑源、山阴、右玉、清水河、河曲、府谷、俞林等县，一路播下革命的种子，其影响之大、声威之壮真是震撼华北各地。当时大公报报导：“红军占领了阜平，又窥行唐。”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惊呼：“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横截平绥一线，南可斩平汉要冲。”可见当时敌人害怕到什么程度。
8月11日，沈克下属赵海清部诈降，红24军军长赫光、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前往阜平县法华村慰问赵海清“起义”部队时被困，战斗中赫光、刘子祥牺牲。据1982年编印的《阜平党史通讯》记载，赫光、刘子祥牺牲后，凶残的赵海清命令士兵用铡刀将赫光、刘子祥的头颅铡下来，然后将头颅装进酒桶，之后又被送到北平，拍成照片，命令士兵传阅。
时间如白驹过隙，刘子祥牺牲法华村至今已历86载。面对刘治汉老人家中老照片上那张年仅27岁，年轻英武的脸庞，我们仿佛穿越了86年的时光隧道，看到一个为了革命信念舍生忘死，矢志不渝追求理想，赤胆忠心的共产党人。
《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的作者李德平在书中认为刘子祥与山西洪洞县人杨继雄、杨大华为同一人。经过笔者与河北省阜平县烈士陵园，山西省盂县红24军纪念馆多方联系、沟通，并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在1945年7月赵伯平在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关于红24军的情况介绍中，赵伯平在讲话中明确刘子祥为瓦窑堡人。后经过笔者与李德平的多次沟通交流，李德平告诉笔者：“根据他走访相关党史专家和档案文献记载，红24军任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化名杨大华）应该和瓦窑堡人刘子祥就是同一人。”
刘治汉老人说：“父亲参加革命后，由于通讯不便，一直很少跟家里联系，父亲牺牲在那里，我们一直不清楚。有位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叔叔路过时，告诉过母亲，父亲在山西国民党部队搞兵运。看到母亲不懂时，就解释到，白天他是国民党的部队，晚上他就是红军。”
刘子祥牺牲后，刘治汉只有6岁， 刘治汉老人说：“母亲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每次当我谈到父亲时母亲总是默默流泪，因为有人说父亲牺牲了，也有传言父亲在山西又成家了，当时通讯不畅，不知道父亲是生是死。父亲在母亲的言谈中是穿着她亲手做的那件长袍，骑着一匹白色骏马的年轻英俊的完美形象。”
为了不给母亲带来不必要的悲伤，刘治汉也很少和母亲谈起父亲，有些关于父亲的往事，随着母亲的去世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1959年，刘治汉写信给父亲的战友李宗贵（即李赤然），收到回信后才知道父亲是牺牲在山西了。
1983年8月1日，经民政部批准，刘子祥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