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子长的瓦窑堡镇，窑洞是最为寻常的住房。

无论是山坡上零星相望的独门独院，还是大道旁一字排开的连孔窑洞，那抹向上的弧，让人自始至终穿行在拱形的天地里。从大都市里方方正正的几何形状中逃离，站在黄土高原的拱门前，想象门里是怎样一番洞天福地，洞内凡人神仙又怎样各得其所，恍然若在方外。

“拱”是瓦窑堡的一个符号。从城门洞到招待所的大门，再到秀延河上的桥头雕饰，许多建筑样式都选择了一道优美的弧度悬于顶上。《吕氏春秋》有言：“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大概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形塑，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共识，也沉淀为一种既脚踏实地、四平八稳，又向上仰望、心游万仞的传统心象。

这一道道拱，正是瓦窑堡的窑洞最古老的残影。

遍地窑洞的瓦窑堡，原名“望瑶堡”。传说中，因王母孙女爱上了人间的大山，私自下凡，结成夫妻，被天庭抓回，大山思妻心切，于是每日在门楼上瞭望瑶池仙宫，故名“望瑶”。“望瑶”后来逐渐成了“瓦窑”，可见传说固然瑰丽，现实却朴实多了。

在真实的历史中，瓦窑堡则是历代的边塞要冲。左宗棠、龙锡庆等人都曾据此屯垦安民，也发展出繁盛一时的商贾贸易。从起初“望乡愁肠”的浪漫，到后世“烧瓦造窑”的实在，瓦窑堡愈来愈关乎民之生计，也变为黄土高坡上一方安定的水土。

只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身处战乱之世，越是安定繁荣的堡垒，就越是易遭荼毒，历代古城莫不如此，瓦窑堡同样不能幸免。清末以来，这里几易其手，饱经战火，建国前又近乎被夷为废墟。如今，当初保境安民的城墙早已散入瓦砾，只剩星罗棋布的窑洞，连绵不绝，火烧不尽。

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瓦窑堡，最后便都记载在了余下的一孔孔窑洞里。

时光回溯八十载。1935年12月，长征结束后不久。刚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毛泽东抵达了瓦窑堡。此后近一年的时间，这里变成了名震天下的“红都”，也将见证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为报救民于倒悬之恩，老乡为红军准备了栖居的窑洞。无意间，窑洞便在时光流逝中，留下了历史的辙印。

一张炕，一方桌，一户一牖——这是当年革命领袖所居住的窑洞里仅有的陈设。时过境迁，曾经的土窑不再有人居住，窑洞内壁也刷上白漆，挂上了老照片。

照片里的毛泽东形容清瘦，周恩来还留着长胡子，而总书记张闻天架着眼镜框子，文质彬彬。在那个不拘一格的年代，这些游击出身、不修边幅的革命家，在一二十平米的小窑洞内，便决定了中国命运的走向。

这是窑洞里孕育的奇迹。

“瓦窑堡儿女心真齐，红军穿得像新女婿。红军个个斗志旺，军号嘹亮出征忙。”在1936年开春的日子里，类似的民歌开始在窑洞内外广为传唱。然而少有人知道，就在十年前，蔓延在大街小巷的却是“瓦窑堡，瓦窑堡，穷人到处哭声悲；丰年道路饿殍横，歉年沟渠尸骨垒”的怨怼悲歌。十年时间，从谢子长到毛泽东，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贫瘠的黄土高原生根、燎原。黯淡的窑洞内迸射出信仰的光，一如眸子生出的神采。

陕北，就这样活过来了。

直到现在，人们还能在陕北的窑洞内外听到高亢激昂的陕北说书《子长赞》。醒木一响，三弦弹得如天花乱坠，梆子敲得如疾风骤雨，“九腔十八调”的变化在艺人口中迸射着豪情。漫天黄沙，也掩不住胸膛中这股子“怒天烧”的劲头。这是浸润红色已久的老区独有的自信与达观。

不过，窑洞并非教堂。比起那些尖顶上升、直指天国的石砌建筑，窑洞却是扎根黄土、烟火弥漫的命根子。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是百姓的起居之所；红军到来之后，窑洞内依然烟火不息，却平添了一分精神的坚定。

几千年来，这是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的故事——那就是，百姓所信靠之物从来不独立人世，遨游于虚空的幻想，它永远面朝黄土，奋力深耕，狠狠扎根在生活的沟壑之中。

有人说，老百姓最大的信仰，其实是过好日子，吃穿不愁，那么黄土地上的窑洞，便不啻为最朴实又最虔诚的“圣殿”。正是在瓦窑堡的窑洞里，一代代人生息，立誓，仰望，从为一己之私的生计到为普天之公的福祉，耕耘不止，燃烧不息。

(作者系《光明日报》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