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谢子长、阎红彦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受训结业后，中央局决定留他们在保卫部工作，由于谢子长提出自己熟悉北方局工作,于是中央局派他们到北方局工作。     

一、积极参与组建十八师，壮大革命力量

     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前委工作。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又贪婪地侵占了山海关和热河等地，并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地区。为了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分赴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部工作。同时，派出大量党员和干部，组建革命武装。谢子长和阎红彦受组织委派赴张家口开展抗战工作。

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宣布反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提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和收复失地的口号。为了加强党对热察前线及抗日同盟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谢子长和阎红彦都是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前委的工作。

搞“兵变”拉队伍，组建十八师。前委成立后，经冯玉祥同意，中国共产党以参加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陕西共产党人为主组建了中共独立掌握的武装十八师，由许权中任师长，谢子长负责党的工作（相当于政委），杨晓初任参谋长，霍世杰任军需长。许权中第十八师中还有阎红彦、强龙光、王怀德、李锦峰、宋文梅、王再兴等陕西籍共产党人。

随后，前线工作委员会委派谢子长、阎红彦到包头孙殿英部组织“兵变”。谢子长和阎红彦很快就与在孙殿英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副团长刘振远等人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前委的指示，并在刘振远的配合下，成功举行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编为十八师第一团，成为十八师的主力，李锦峰、宋文梅又从何柱国部拉出一部分队伍,也充实到这个团。刘振元、许权中、强龙光也组织兵变，拉出几支队伍，编入了十八师。而后，许权中的第十八师成为前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当时陕西省委是北方局下属革命力量最强的组织，加上大革命时期陕西省委曾经和冯玉祥有过很好的合作，相互比较熟悉，所以陕西共产党人在同盟军里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共还在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等部队里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组织。正是由于前委和以谢子长为首的陕西籍共产党员的努力工作，才换来了冯玉祥的巨大信任，并最终促成了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壮大了察哈尔抗战前线的革命力量。

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正确的军事主张

   协助前委工作,随军前往张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分兵三路，由张北出发奔赴抗战前线，对日作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原、多伦等战略要地，将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然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蒋介石却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整个国策”为借口，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抗日同盟军，并从军事上对抗同盟军，日伪军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使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国民政府军和日伪军包围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1933年6月20日前委在张家口展开了3000人“反妥协大会”，公开提出“打到冯玉祥”的口号，进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把张家口搞成“一片红”，严重地破坏了同盟军的团结，分化了革命力量。

在蒋介石大兵压境，抗日同盟军内部分裂，日军的大举进犯，中共前委“左”倾错误的压力下，冯玉祥不愿因御外侮，引起内战，致使日人渔利。8月初，冯玉祥被迫离开察哈尔隐退，一部分将领也因动摇妥协而至逃跑，部队陷入混乱。

面对如此危情，8月8日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党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干部学校等抗日力量一同撤往张北一代，前委随十八师行动，因此谢子长随军前往张北。方振武、吉鸿昌于8月16日在张北通电继续抗日，方振武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

 提出同盟军西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正确主张。8月24日，前委在二师三团驻地康保县张北二泉井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柯庆施要求部队去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也有人主张东去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师；而谢子长、阎红彦却据理力争，主张同盟军与陕北红军会合。谢子长指出：“华北一代交通四通八达，部队到那里不易立足，红24军的失败应引以为戒。部队拉过晋西北，到陕西北部与红26军会合，那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敌人不易进攻。在那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站住脚再向山西、河北推进。”阎红彦也分析说：“河北一带很危险，那里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太近，我们难以站位脚跟，应到陕北与红26军会合。”因为当时在同盟军中中共还控制着15000人左右的部队，如果把这些部队集中起来，西进绥远，争取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在晋绥察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可以壮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可以有效地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从而有力地支持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活动。所以谢子长提出的意见是从大局着眼，是实事求是的，是否合这支队伍发展的中肯意见。然而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前委书记柯庆施说：“到陕北去，连饭都吃不上！”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去”，是“大西北主义”，他主张中共应当退出同盟军。最后前委决定部队开赴河北中南部建立苏区。

由于这一军事战略上的决策失误，二师、五师、六师先后被宋哲元收编。独师口会师后，剩余部队又轻率地做出攻打北平的决定，10月中旬被何应钦邀来的日军大规模合击，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就这样由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这支抗日精锐部队被前委的“左”倾冒险主义、国民党与日军的联合绞杀完全葬送。

谢子长随同十八师在河北的牛栏山、昌平、大小汤山与卖国降日的国民党军苦战一个多月，死里逃生，回到北平。1933年底，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派谢子长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

谢子长参加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从酝酿抗日同盟军成立、组建十八师、以及建议同盟军开到陕北、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谢子长经过抗日前线的锻炼在革命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对他回到陕北领导陕北武装斗争，建立陕北根据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作出了重大贡献。